编者按：
2011年1月初，凤凰网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联合主办的一项关于国人生活信条的大调查——“征集中国人的信仰”，共收集了63707个有效样本，覆盖了来自社会各界、各阶层的人士。本报告结合此次在线调查的数据结果，对国人的内心世界进行分析，并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对信仰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信念缺失的三重基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和信仰缺乏症，可以追溯到很远。19世纪末，在西方冲击下，整个传统伦理与信仰被激进的文化决定论者所否定。说传统伦理很好，优越而高尚，但为什么在西方和日本的冲击之下，中国却不堪一击？文化决定论者最后追究到文化，尤其文化的核心——伦理层面。
我们多次搞文化批判运动，十年“文革”危害深远。不仅传统的伦理道德再次受到全面清扫，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伦理也被冲毁了。社会主义思想里，有一些所有文明都能认可的价值，如，不能损害公共利益等。太强调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被划为阶级敌人后，最基本的人类伦理都不再适用，留下一些最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暴力。这摧毁了人类文化的基本准则，它们在任何文明和制度下，本都不应被扫掉。
1978年改革开放，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此时，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人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而经济人最重要的视角，是谋利。
权力滥用破坏底线德性
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我还要特别强调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里，有太多非经济力量对经济的干涉、扭曲与掠夺。很多公司对用自己产品质量的长期进步，通过建立品牌信誉赚法律保障之下的钱，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能经营多少年，于是捞一把是一把。
如果成为官商利益体，即使生产销售了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产品和服务，也能得到保护，避免受到足够惩罚。这样的行为，在一些行业成为基本共识。不用讨好消费者，讨好权力就行了，用不着辛辛苦苦、如履薄冰地做好产品的质量。
学校里也是这样。很多家长不送礼，一些事情就搞不定，小孩会丧失正当的机会。对孩子来说，十堂课讲的道理，比不上一件父母的坏行为带来的颠覆影响。所以才有孩子说，长大了想做贪官。小孩不会撒谎。
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点，在权力系统里，劣币驱逐良币比其他领域更严重。有时候讲真话、做好事，给你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讲假话、做坏事带来的回报。不少地方还是上面说了算，给领导做十件好事可能得不到提拔，帮他做一件坏事，反可能得到提拔了。结果，很多场合是非颠倒，基本的道德准则丧失掉了。
三种力量维护道德与信仰
现代社会有很多推动力量，利益驱动是其一，它不能被毁掉，否则就不要搞市场经济。西方社会制约谋利冲动的力量，至少有三种。它们在中国都非常微弱，受这样那样的管制，还缺乏可持续活动的条件。
第一就是西方社会里的宗教。这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来源。西方国家，也有少数教派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但最重要的宗教，一定会与时俱进，对当下人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提供可能的解答。由此出发，在家里、邻居之间、工作场所，人们都能讲道德，有基本信念。
其二，有各种保护公共利益的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可以长期活动，对最骇人听闻的行为，可以去调查，通过自由而发达的信息渠道发布调查结果，引起广泛注意。
比如，美国所有重要的建筑物旁边，都会给坐轮椅者设置能上能下的斜道，很能体现一个社会的人道与伦理精神。这种对残障人的尊重，主要是靠社会公益组织。
再如，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本科生，提出和推动“全球公民”概念。很多大学基金投资海外的大公司的股票，他们说，大学基金所投资的公司，有些在美国干不了坏事，却在海外干坏事，如雇用童工、血汗工厂、破坏环境，他们要求学校对海外投资每年清理一次，如果发现它们做坏事，就让其抽回投资。
这些都不是靠一个英明的机构、某个领袖或中心设计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公民，将自己的关注变成行动，从而产生实际的正面效果。像这种对道德源泉的挖掘，对公民自发的道德行为的爱护，我们的社会有多少？
其三，他们可以迫使民意代表，将此类关切带到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形成良法。这是硬的架构。仅靠宗教信仰的劝导，社会组织去发信函、表达诉求，对少数有道德感的公司和个人，有点作用。但这是少数，大多数人怕的还是有形的法律，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能起效果的法律。
1993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后，经常比较香港、内地与美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措施，跟美国比，香港还有显著差别，但比内地又好多了。食品、耐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都牵涉到消费者利益，没有有效的司法制度，不法厂商就会损害消费者权益，把利润最大化。
其实，内地有些法律比香港写得还好。1990年代中期，内地法律就写明，产品一定要有制造地点和公司，那时的香港法律就没有这一条。有些蒙人的品牌，看起来像信誉很高的日本品牌，其实不知是哪里生产的。但总体来讲，对消费者的保护，香港比内地要好很多。不能顺利转化为可执行的良法，则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吁与公民的道德呼吁，都很难起作用。
所以，司法部门、信息控制部门、质量监测部门这些广义的权力系统，对残害公共利益的机构和行为，是保护还是打击，对一个社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信念与信仰，起着巨大作用。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采访整理，未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