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武汉钢铁集团工人徐武因与所在单位武钢发生诉讼纠纷被关进精神病院达4年之久，日前成功“越狱”至广州，却被武汉警方抓回。其中曲折，被媒体称之为“中国上演现实版飞越疯人院的故事”。
看到这份由中国地方政府献给工人阶级的五一节“大礼”，不由得想起一支上世纪50至70年代传唱不衰的红歌“咱们工人有力量”，以及“文革”时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后的雄风，例如工宣队进驻从大学到居委会各单位，工宣队队长成了太上皇、工宣队员们成了御前侍卫；工人每与人发生争执，一拍胸脯吼一嗓子“老子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党最信任我们！”觉得恍如隔世，领导这个国家的党还是那个中国共产党，国也还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工人阶级的力量哪去了？
在90年代之后进入工厂的中青年工人可能不会有那段光荣记忆，但老工人就不同了，近20余年的地位失落、下岗与贫穷带来的种种屈辱，只显得毛时代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那份黄金岁月愈加难能可贵。老工人怀念昔日荣光，自然免不了怀念曾经给予他们荣光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至于毛发动大跃进导致饿死3000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闭关锁国带来的贫穷落后、发动“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严重破坏，这些由毛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被不少老工人刻意遗忘。他们如果有机会向下一代谈论时政，说的必定是这一套，“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就好了，贪官肯定不敢这样胡作非为，厂长经理敢这样搂国有资产？……”
我其实也很关注并同情当代中国工人的境遇，并由衷希望工人兄弟的权利意识迅速觉醒，起而争取权利，使本阶层活得有尊严，让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能够摆脱“血汗工厂“的可耻地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阶层、群体的权利都应该通过自己争取，而不是依靠他者赋予。老工人们怀念毛泽东，骨子里还是希望由政治强权人物来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是自己争取。
如果说欧美工人运动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的，其经验没有可借鉴性；那么与中国同属于亚洲文化圈的韩国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应该具有借鉴作用。
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由于当时就业机会稀缺，为了保住工作机会，工人不以超时工作为苦，甚至有工人主动写信给厂方，要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80年代以后韩国工人工作条件及社会地位的改善，与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有关，更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帮助推动有关。
当时韩国的宗教、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三种势力主动渗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尤其以学生的努力起了关键作用。曾有一批大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这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他们努力唤醒工人的权利意识，加速工人的组织化，提升工人运动的水平，逐渐把工人运动的目标从经济引向政治，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中，出现了以政治目标为主的罢工运动。可以说，韩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并非资本家主动施与，而是依靠大学生群体等社会力量主动介入，唤醒工人自身的的权利意识，通过艰苦斗争一点一滴逐步改善的。 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
中国媒体曾登载过一篇文章，“一个研究生在工厂的‘潜伏’”，故事的主角赵新华（化名）在看过《韩国工人》这本书后，也想摹仿当年的韩国大学生，深入工人群中，成为“潜伏”工人。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整套方案。但他在深圳宝安区沙井镇的打工经历却让他非常失望。厂方违犯《劳动法》的现象常见，比如拖欠工资。赵新华曾尝试鼓动工人以《劳动法》为依据抗争，但没有工人响应，并告诫他说这样做“没有用的”。最后赵只好独自坚持抗争，“一个人战斗”的结果是：应拿工资1000余元，但因被记了3天“旷工”（赵以罢工的形式抗争），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费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令赵沮丧的是，他的抗争没引起其他工人仿效，反而因为这一抗争遭到工友们的疏远。领到工资那天，赵新华到车间转了一圈，还没说几句话，就被组长赶了出去。组长说：“车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厂长看到，被叼的是我”。赵新华的经历表明，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可能还处在觉醒前或者觉醒之初。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劳工权利从来都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工人努力争取而获得。而工人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的运动而逐渐强大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中国工人要想真有力量，韩国工人的组织化过程与争取权利的过程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