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四岁一个女孩儿突然从我身后跑出，茫然四顾，又惊恐万状向前猛跑，遂折转身横跑两步，又折右迅跑，骤停，大声哭喊，哭声有如撕裂嗓门儿，几度闭气，一脸恐惧……孩子的异常举动和哭声引来路人诧异。
我问随行范大师，“孩子突然找不到了妈……这种表现好熟悉啊。”
范大师点头道：“有同感。”
其实孩子的妈妈就站在附近，冷冷道，“在这儿，在这儿……”
弗洛姆主张儿童人格的形成复演着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幼年时，父母会给予孩子以种种规定和训诫，这已为中国儿童所熟知。这阶段的中国儿童是没有自由的，但他们却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地关照与呵护。他们因此有了与生俱来的安全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安全感逐年消失。当他们不得不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对自我行为尝试着担承责任时。他们也同时收获到日益缺乏的归属感，或者说直接体验到了孤独和不安全。许多的人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把自己的权利和命运交给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
街头母子只在瞬间为我们演绎了安全感缺失再现。
我通常走在马路上，会下意识避开迎面走来的三两个大男孩儿，这在我已是很自然的事了。朋友说我“怎么你一把年纪，还给他们让道儿？”朋友并不知道这让道儿后面的故事。文革年间，有一个时期流行打群架，并且蔓延全国。打群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须理由，或者干脆叫“没事儿找茬儿”，打架的理由则可迅速无中生有。打个比方，有两帮人迎面相会，打从十米外就开始警惕迎面来者。走近时，两方总有一边会先发制人“看我干吗？”这厢里回答也不示弱“你好看嘛，看你又怎么啦。”两方此时已是怒目相对。一方又说“看就不成。”对方则道“偏要看你。”紧后，双方便拳脚相加。也有什么都不说的，只在擦肩而过时真的就给擦了肩了。一碰，接上就是一绊儿，两方有如卵石撞击，擦火，没有不打的理由……打群架在中国流行多年。文革后有朋友研究这个，结论是“全民缺乏安全感。”
当人在身体或者心理上产生了对危险的预感，并且预见到自己可能的不胜应对，也就是无控制力感时，安全感缺失了。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打群架的中国人并不会像我那样患了“街头恐惧症”。恰相反，如上所述，他们表现出极其强烈地进攻性和暴力性倾向。
安全感是可以用以暴易暴来获取的。此其一。
1967年，全国范围闹“五湖四海”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5/08/1410042.html 。这个“五湖四海”近似于现在的黑社会。传说树旗举义者首自中国西南。一帮边民有组织的全国流窜，白天踩点儿，遇了合适目标，便在宅门上书以三角或是圆圈儿、井号等。当晚，该人家必遭魔劫无疑。那年全国武斗正酣，政府解体，老百姓迅速行动实行自救。除了家家备有武器：拖把、笤帚、水桶等；备有弹药：煤球、砖头、自来水、土面儿等；最是印象深刻的是备一种响器。响器，当然用以发声，那时的响器其发声并不讲究，声大却糙，俗称“破锣”。大凡家中日用如脸盆、饭勺、铁簸箕等，凡此可以发声者均为“响器”。响器的用途正如战鼓。记得我经历的几次擂战鼓，家家窗口伸出一脸盘或其它，使家伙敲得山响，到终了不过是稚童一恶作剧。
二年，毛搞大联合，合作起来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充当政府。中央自上而下“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却难能有政府感、安全感。倒似乎敲脸盆如敲山震虎，才有了点儿走夜路不怕鬼咬腿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可以用大声的响器来麻痹一时的。此其二。
文革武斗那年，西安西郊工矿区武斗。工总司在26中学举办了一次武斗死尸展览会，全面展示落败的工联一派战斗损员情况。那些日子，位于建国路原省委的一条街上，空气里终日弥漫着尸臭味儿。二十多具尸体就摆在中学教室里供人排队参观。尸体展示大会项目之一是跳舞。你想想原本木讷的汉民族何能舞蹈？工总司有办法，拉来了和他们一派的咸阳民族学院藏族学生。身穿藏袍，双肩互搭，一字儿排开。从建国路北口跳起。皮靴子在水泥大街上踢踏起一天尘灰。唱着“旮旯亚希诺诺”，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停歇下时又唱语录歌，一直跳到钟鼓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安全感在主张对异己施行暴力者眼里，是暴力与舞蹈的必然。此其三。
1968年后，老毛眼看着武斗斗得收拢不了了，夜里从海里传出“大联合”，遂武斗稍稍和缓，却矛盾深藏。
那年农村里流行唱歌以代之斗争。公社里开大会，一方唱“我说那个一来呀，你给我对上一来呀，什么人最爱毛主席，什么人最爱毛呀毛主席？”另一方则对唱“你说那个一来呀，我给你对上一来呀，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
城里人爱去街头大辩论。辩论两方以警察岗台为制高点互为抢占。现场人群常以百计、千计。遂诞生无数演讲明星，却问题纠结总无结论。后来就有人拉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 ，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对手则唱“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想革命就跟着我走，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后来全国的红卫兵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有一天，一小队红卫兵沿京广线走至河北某省乡下，一女生被一贫下中农房东要求强奸。女红卫兵在坚守贞操的最后一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向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后来这事被河北的宣传干部高建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高建因此和陕西作家张敏被《工人日报》点名批判，高建据说目前定居国外）
唱歌，被一些人看得很功利：劳动的时候唱，亩产翻翻；学习的时候唱，心明眼亮；革命的时候唱，大而无畏；失恋的时候唱，心怀全球，甚至有人躺在手术台上还要和大夫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概括之，举凡要唱歌子的时候，那必定是现实里缺少了什么，因为缺少，所以发虚、腿软。心理上信心落空，寻不得他救，自救。且廉价，无须劳神，只做振臂一呼而已。文革中你不唱是反革命，现在你不唱——还不知道呢……
由于现实冲突的无法解决而产生焦虑情绪，进而退行到幼年行为，以期得到安慰和拥有归属感。这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认为：冲突、焦虑和防御机制等，均由幼年及成年阶段某种欲望的控制与满足感无法获取，也即安全感缺失造成。
安全感是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得以自慰的。此其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