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消逝：黄艺博事件

这两天在网上疯传一个名为黄艺博的人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他都肩配一个五道杠的袖标。与大众平时想像认为三道杠就是少先队最高级别的干部（大队长）所不同的是，居然还有五道杠这种级别。黄艺博据称是武汉少先总队的总队长（另有一说是副总队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算少先队的顶尖级别的干部了。

不过，老实讲一句，我注意到，很多人在疯狂传播黄艺博照片时，其实是带有一种类似围观芙蓉姐姐的心态的。大家似乎觉得黄同学的照片很有些“官气十足”的感觉，小小年纪就有着一种官员的态势，颇有些另类。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仇官仇富的情绪，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中的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但问题是，到底芙蓉姐姐是一个成年人，而这位黄艺博同学，只是一个小学生，满打满算，今年也不会超过12-3岁。这样一个孩子的行为，放在成人社会中，遭受成年人的围观，妥当么？

我也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人呼吁这只是一个孩子，不要给他太大压力。但我相当明确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事，未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波茨曼在他的名著《童年的消逝》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童年，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生理概念。在人们没有发明印刷机以前，童年并不成其为童年，十几岁的孩子别说去工作，上阵打仗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有了印刷机之后，就出现了书本，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堂教育。孩子得以被封闭式地圈养起来，和成年社会隔离。套用社会学的一个术语：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是人们精心打造并小心呵护的。

但电子媒介的到来在尽力地摧毁这个传统。孩子不再在两个封闭的环境中——家庭和学校——完成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看电视。通过电视这种其实并不一定反应社会事实但的确可以某种程度上反应社会真相的媒介工具，孩子开始了另外一种社会化过程。波茨曼哀叹童年消逝大致就到这里结束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数字媒介时代，更让这种摧毁过程加剧了。

与印刷媒介对口语媒介，以及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的更迭所性质不同的是，数字媒介不仅仅是增加了人们接触各种信息（对孩童而言，就是社会化）的传播渠道，它更带来的是，人们可以参与到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互动。今天的孩童通过数字媒介，不仅仅是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只是通过电子媒介来观看成年人的社会，而且还投身到其中，并且，必然的，接受到了成年人对他们的反馈。这种社会化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打有印刷机以来所没有的。事实上，虽然今天的孩童生理还物理存在在两个封闭的圈子中，但他们的心理，早已跨越了那两个圈子，渗透到成年人群体中。

黄艺博事件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案例，它可能是孩童行为闯入成年人社会中的极端表现。但事实上，类似的过早社会化，早就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事件，高呼请注意这是一个孩童是一种道德观的表现。然后，遗憾的是，在人类社会中，道德观是最苍白的一翼。

一位朋友忧心忡忡地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在她看来，在这起事件中，反映出的是成年人那种嘲讽的凡事只看阴暗的品质，并对孩童（直接点说，就是黄艺博）带来不可估量的心理压力。但我仿佛看到了那位毕生只用打字机写作坚决不碰电脑的波茨曼悲天悯人的脸庞。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社会名词，已经无可避免地远去了。数字媒介的大潮，让孩童进入了社会，也必然让他们会相对于过去而言过早地接受社会洗礼。

这事是好是坏？恐怕，没人知道。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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