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樊潇洁，28岁，女，土生土长的浙江绍兴人，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目前在绍兴的一家私营网站里工作，是个典型的码农。
3月11日晚，我在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偷偷张贴《茉莉花革命发起人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被校警抓到，3月12日我被国家安全保密局的警察从家人带走，经过审讯后，3月12日至4月8日，我被送到绍兴市看守所关押了28天时间。在此之前，我因为传播几个翻墙软件以及《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等几篇文章，3月4日傍晚我被国保请去喝过一次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这其中的经过结果写下来。
我在被关押之前读到过博讯网上公开的《一个青年参加茉莉花散步被捕审讯释放全过程》。我得说我的被捕、审讯释放的过程和他很不一样。因为我的整个审讯、关押过程中始终没有挨过一次打，没有被强光照射，没有被关笼子。无论是抓我的校警、审讯我的国保，还是看守所里的看守，还是同监狱友都对我挺好的。但无论怎么说，毕竟是受审讯和坐牢啊，这28天里我也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恐惧。我想把它写下来，全部写下来。
我是在3月8日从博讯网上看到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开通的消息的。我于是就去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令我心情振作。因为害怕被发现在看这个网站，我偷偷把这些网页先一一保存成.txt文档到自己的磁盘上再浏览阅读，就像偷了一块金子压在箱底。很快，我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把这个网址连同文章一起传给了几个自己信任的网友，和他们悄悄地讨论。我看到那里有一份城市名单，上面有四十多个城市的名字以及集会地点，我多么希望这份城市名单上能有我的家乡绍兴的名字啊，但是没有。我想，我应该争取让绍兴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进入下一批散步城市的名单。
说干就干。我开始在脑海里物色起合适散步的地点来了。绍兴城市广场是绍兴市区各项文化活动的常用集会地点，但是它太空旷了，一旦被警察包围，散步的人逃都逃不掉。鲁迅文化广场？我依然觉得不太合适。最终我脑子一亮，轩亭口的秋瑾烈士纪念碑下如何？我想这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不仅是接近于绍兴市繁华的商业中心越都商城，旁边有秋瑾烈士的汉白玉像，以及孙文的手书“巾帼英雄”四个金光大字。秋瑾烈士汉白玉像下一年四季都有人去献花和摄影留念的。而且轩亭口广场空地比较小，附近的弄堂和小店辅比较多，那弄堂警车开不进去，比较容易逃跑，就算不逃跑，警察又如何区分那些人谁是来静站的，谁又是像以往那样只是来纪念一下秋瑾的呢？于是我给茉莉花行动的邮箱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把自己的建议传了过去。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我得让绍兴人知道这件事，否则，散步城市名单上出现绍兴了，但是绍兴人都不去散步，那该怎么办呢？把散步号召贴到网上论坛上去当然不行，因为现在所有稍有点人气的论坛都已经把“散步”和“茉莉花”设为敏感词了。如果在论坛上发这些文章，轻则立即被管理员删除，重则被网警喊去喝茶。我想来想去，只觉得有一个办法可用：把散步号召打印出来，然后找几个地方一丢，或趁天黑找个地方一贴，神不知鬼不觉，消息就传出去了。
然后我开始物色地方张贴，绍兴本地只有一家高校在校生人数比较多。那就是绍兴文理学院。我决定把传单贴到那里去。
于是我把茉莉花官方网站上的一篇《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一封公开信（3月5日发布）》拷到word里编辑了一下，在末尾加了一句“绍兴文理学院的学子也应该行动起来了，3月13日下午两点，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下，不见不散，大家穿点浅颜色的衣服作为碰头标志，唱《春天里》《一条大河》等歌曲，然后散会”。我当然不能到街头的打印复印店里去打印这份文档了。公司里是有打印机，但是我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打印这份文档。于是3月11日上午，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公司里，看同事们都还不在，我马上开始动手打印。我手不停地抖擞着，看到一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就赶快把它放进我的笔记本包里，看着一页页纸从打印机里吐出来，我心脏跳得猛烈，心里想千万别被老板发现，千万别被同事发现。我一共打印了三十多份，直到我的老板突然走进来。“小樊，早啊！”他对我打招呼道。“早啊，曾先生”，我应着。我为老板未起疑心来看我在打印什么而感到高兴，匆匆结束了打印。
然后什么时候去发传单呢？我想，我3月10日发给茉得花行动组织方的邮件，他们至少得等到3月14日才会把绍兴列入公布的下次散步城市名单中。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下周去发。
但是就在那一天，有几条新闻实在把我激怒了。那是吴邦国在两会上的狂言，声称中国不走私有化道路，声称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声称所有立法要以党的牢固执政作为出发点，等等等等，我被彻底激怒了。不仅是我，我看到那天下午整个88（飘渺水云间）都被激怒了、沸腾了。88上的网友们都在生气地质问：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给个解释先！我在QQ里也禁不住跟好友生气地谈论此般狂言。我说：我们一定得阻止这个疯子，否则他会把我们带到北朝鲜去的。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就要去发传单，我再也不想等待了。
傍晚，我回到家，我父亲不在家。我吃了晚饭，我躲进自己的房间以避开母亲，把打印好的传单都从笔记本包里倒出来，一张张仔细对折好，弄了个超市袋，弄了个纸盒，把打印好的纸都装进去，然后我对正在和外婆一起看电视的母亲说：妈，我要到超市里去了。她说：去吧，早点回来。我见她没有产生疑心，赶紧出门，骑自行车去了文理学院。
我进了学校，慢慢地骑车转了几圈，一时打不定主意先贴在哪里，后来我走进教学楼的一间厕所，把第一份传单放在厕所的小单间里，心脏真是狂跳不已。压住心跳走出厕所，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我又走进一家小超市，买了两卷双面胶，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坐下来，把超市袋里装的纸盒 里的打印好的传单拿出来，一张张贴好双面胶，然后若无其事地在校园里到处走。我把传单放在一些车库里自行车上的车篮里，或者从一些学生宿舍开着的窗户里丢进去，教学楼的厕所里，开水房门口贴了两张，一些布告栏上也贴了一些，河东餐厅门口的广告板上也贴了两张，传信桥的桥头牌上也贴了一张。我一开始是很紧张地给自己望风，但是后来我发现没什么事，也没有遇到危险，于是胆子就大起来了。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我看看袋里的打印纸一张张少了，就想我快要完成任务了。我想我该回去了吧。不，我要把这些传单全都发完。就在这么想着，我看到旁边有一块印着秋瑾的头像和豪言壮词的乡贤碑。整个绍兴文理学院校园里有几十块这样的用钢铁和有机玻璃做的乡贤碑，印的都是绍兴本地名人的头像和励志言。我想这块碑我不能错过，又一看四下无人，我就去那上面贴。
“你在贴什么？让我看看。”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冒出来，我一回头，吓了一跳，一个骑着电摩托的校警不知何时停在我身后了。我吓了一大跳，不分由说，丢掉超市袋夺路而逃。
“逃”，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很快钻进了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在一条浅沟里蹲下来，大气也不敢出。我想千万不能被抓到的。我在那里蹲了十多分钟，感觉得周围好像没人来找我，于是抬起头来四下望，觉得确实没有人。于是大胆地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准备回家。然后我才走出小树林没几十步，就看到有三个校警正在打着手电筒东照西照呢，其中有一个校警手里还拿着我丢掉的超市袋。我拔腿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站住，你为什么见到我就要跑？”他们叫道。
“啊，我没有偷也没有抢，没有做坏事！”我惊恐地叫道。
“你没有做坏事干嘛要跑啊？”他们已经抓住我的袖子。
“这些纸是不是你的？”他们问道？我只好承认是我丢的。那个捡到我丢的超市袋的校警显然已经读过传单了。
他拿起对讲起讲了一通，然后对我说：“你得跟我到保卫科去一趟。”
“我不去！”我叫道，“为什么我要去保卫科？”我害怕地说。
“你不要怕，我们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但是你得去那里把你做了什么事情跟我们讲清楚”。他们说道。
我见脱身不得，只好听从他们。然后三个人押着我去了文理学院的保卫科。有个像干部模样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那个校警把我的传单交给他看，然后问我道：你还有哪些同伴？
“我没有同伴！”我答道。
“你没有同伴？不可能！”他叫道。
“我真的没有同伴。”我争辩道。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的？”他问道：
“是啊，我胆子很大的，所以我是孤胆英雄啊。”我答道。
但是他还是不相信，又通过对讲机跟还在外面巡逻的同事对讲了几句，大意是要他们再仔细找一下。
“你一共张贴了几张传单？”他问道。
“我忘了，但是你可以数一下盒子里还有几份传单，我一共打印了三十来份”。我答道。
于是他真的打开超市袋里的那个纸盒数了起来。“一共还有16份”。他说道。但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早已经拿了一份在读了。加上这一份，一共还有17份。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一直在读传单，所以没有插话，但是末了，他问我道：“你是本校的学生吗？你为什么要在校园里贴这传单？”他问道。
我马上回答：是的，我是在这里读书的。我至所以在校园里贴传单，因为网上不能贴这篇文章啊，所以只能贴到网下来。
“网上当然不允许你们学生贴这传单啦。要是允许你们贴的话，还不出大乱子啊！”那个中年男人生气地敲着桌面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些传单是谁给你的？”那个押我进来的校警问道。
“是我自己打印的。”我答道。
“是在哪家打印店里打印的？”他立即追问。
我当然不能回答是在公司里打印的了。于是说谎道：“是在延安路的一家打印店里打印的。”
“你是哪个学院的？”他问道。
啊，我并不太知道文理学院分哪几个学院，但是既然它们曾经是绍兴师专合并升级而来的，那一定有教育学院了。我于是扯谎道：“是教育学院的。”
“你把你的名字写下来，学号，宿舍号都写下来，再把事情经过写一下！”他推给我一张案情交待纸。
我只好硬着头皮编造自己的名字：孟悦，还有学号，学院。而事情的经过，我只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在文理学院校园里贴传单，被校警抓住了”。我才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校警就拨打电话了。我猜想他是打到教育学院的哪个老师家里去了，因为他在问：你们学院里有没有一个叫孟悦的女学生啊？但是对方说自己不知道。于是他对我说：你把你的班主任老师的名字写下来。
我一听脸色大变。我说：对不起，我刚才编了自己的身份。我不叫孟悦，我叫樊潇洁，我不是文理学院的学生，我是校外的。我是别的学校毕业的。说着我就把案情交待纸上写的“孟悦”划掉，改成“樊潇洁”，并把“教育学院”几个字也划掉，改成“校外”。
他说：那你也得把你的家庭地址写一下的啊，把事情经过写得详细些。他又推给我一张空白的案情交待纸，让我重写再写一遍。这时，有个校警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揭下来的传单。看到自己刚才贴的传单还没有被学生看到就被他们找到了，我心里真是惋惜，但又暗自庆幸他们没有找到全部传单。
我想：算了，老实交待吧。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宣传这场茉莉花革命，管他是向谁宣传呢？说不定我把他们说动了也有可能，而且他们看起来并不凶。于是我提笔在纸上定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洋洋洒洒地写了自己来贴这张传单的动机，痛斥政府压制互联网自由，逼得我只能把网文贴到现实生活中去；痛斥政府依靠打击上访的办法强推和谐社会，逼得我无法沉默；痛斥吴邦国这个疯子想把中国带向北朝鲜，逼得我只能奋起宣传茉莉花运动，号召年青学子站出来反对专制。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我那好久没有握笔的手，居然写得像王羲之一样豪迈。写完之后，那个中年男人立即拿过去看，那个校警也凑过头去看。我看得出，那个中年男人一直锁紧着眉头，我想我今天接下来的命运大概是要系在他身上了。不知道他打算怎样处置我呢？此时时间已经指向凌晨十二点了。
我正这样想着，他开腔了。他说：“看得出，你这是对共产党不满，是不是？我就是党员，你能不能把你对共产党的不满都说出来？”
我一怔，想不到他会这样问我。我结结巴巴地说：“啊，你真的是党员吗？”我打了一个激灵，我说：“但是我相信你不是受益者。”。因为我看到他并没有脾酒肚，也不像很霸道的样子。我接着说：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党员都在上访，他们有冤无处伸，处处被压制，你想问我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还不如去问问他们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和要求呢！接着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我从youtube、博讯网等网站上看到的那些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有的维稳人员当街踢打年迈的上访者、老老少少的上访者被关在久敬庄、安鼎元保安公司的故事，北京在两会期间扫荡访民窝棚，不许旅馆接待访民、访民住在天桥底下，等等。最后，我提到了一个特殊访民的故事：黑龙江省本溪市某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谢志岗，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遭到严刑逼供，于是不久毙命。他死后，他的妻子王丽也成了一个不断要求中立的法医调查的上访者。我又提到了重庆有些被薄熙来打掉的“黑团伙”的家属，如今也都在上访。我说得击节悲愤，居然全然忘了恐惧，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在听我讲这些的时候，居然也始终没有来打断我说下去，似乎只想听我说得更多。
这时，一个又高又帅的年青人走进来。他一见到我，就说：樊潇洁，你怎么在这里了？我们上次不是警告你过了吗？你也写过保证书了，你怎么又干上了？
我奇怪地说：啊，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啊？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认识我的啊？。
他说：“我是绍兴市公安局的啊。我们上周不是叫你到我们局里来过的吗？叫你不准再传播茉莉花的消息了。”
旁边的那个校警也很意外，他问我道：“公安局已经叫你去过一次了啊？”
我只好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是的啊，3月4日傍晚他们请我去喝过茶了。”
于是那个校警敲着桌面，像是在训我又像是在对另外两个人解释：“这个姑娘胆子真是贼大的！”
那个又高又帅的年轻公安拿起一张我的传单来读，读到结尾处，他指着最后一行字说：“你让别人星期天下午到轩亭口去集会吗？”
我说：“是的啊，到时候你也会去的吗？”
他说：“只要你们准备去那里集会，我们当然得去那里值勤的啊！”
我说“太好了，到时候你在那里值勤，我来看望看望。”我说：“我挑了一个很合适集会的地方，不是吗？”
他显得哭笑不得。于是我很义气地用拳头碰了碰他拿着纸的手，说：“这样说定了，星期天下午两点，轩亭口不见不散！”
我为自己调戏了一个帅哥感到得意洋洋。但是他只是收起我写的案情交待纸，还有那十七张传单、纸盒和超市袋走了。那个中年男人也跟他一起出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那个校警见四下无人，他居然对我做了这样一个手势：树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我心知肚明，什么也不说，只是握紧拳头，碰了碰他的拳头，表示认可了这个同道。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又走进来对我说：同学，你还有一件事，把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写下来，写完你就可以走了。
啊，这令我很犯愁。写我家里的电话？他们要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她不吓死才怪。我知道我3月4日被国保请去喝茶，已经让她吓得不浅了。而且我知道自己刚才出门时，曾对我妈说谎说自己要去超市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正想着怎么给自己圆谎呢。我怎么能让我妈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啊。我只好央求他们放我一马，别让我父母知道这件事。我说他们知道了会吓坏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我怎么恳求都没有用，恳求了几分钟，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自己的家里的电话号码。他们马上拨通了我家里的电话，我下意识地躲得离电话机远一点，因为我觉得害怕面对母亲的震惊心情。
他们在确信了我写的号码确实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之后，那个中年男人拿着写了号码的纸走出去了。我相信他要把它拿给那个年轻的公安。
“我可以走了吗？”我害怕地问道。
“可以走了。”那校警说。
“但是，等一等。”他说道。他打开一个橱柜，拿出一只用纸包好的崭新的马克杯。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想干嘛。却见他思忖了一下，叹息着，又把马克杯放回橱柜了。“你可以走了。”他说道。
听了这句话，我大松一口气，恨不得马上插翅逃走。
“慢着，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他又说道。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停步。他从保卫科办公室里出来，关了灯，锁上门，然后在走廊上对我说：“同学，这事情，你以后千万千万不能再做了。实在太危险了。我现在要陪你到校门口去，我叫你妈妈来接你了，我有话要跟你妈妈说的。”
我害怕地说：“啊，你居然还让我妈妈来接我啊，惨了，我一定会被她骂死的。”
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到时候会跟他说别生气的，但是一定得让她管住你”。
他一边走一边数落道：“你这个人啊，一会儿胆子这么大，一会儿又胆子这么小，真是的。”我只好吐舌头。
他这样一路走着，一路跟我说，一直把我送到南校门口。
我说：“为什么你刚才把保卫科的门锁上了，刚才你的那个同事不是要在那里值班的吗？”
他说：“那个人是我们保卫科的领导，他晚上是不用值班的，但是因为你的事情，我报告了他，他临时赶过来的。”
我说：“原来如此。”
我在校门口的值班室里战战兢兢地等着，等着暴风雨来临，然后我的母亲骑着电瓶车赶来了。我赶紧把脑袋耷拉下来。她对我怒目而视。但是她得听那个校警讲述事情的经过。
“你头耷拉得这么低干嘛？”她终于对我气愤地挤出这么一句话。我赶紧把头耷拉得更低了。
“楞着干嘛？你还想不想回家了？”那校警问道。
我赶紧说自己想回去的。
“那还不快跟你妈走嘛！”他说道。
“碍”，我用比蚊子还轻的声音说：“我的自行车还停在教学楼楼下呢。”
“那去拿回来嘛。”他说道。
于是我赶紧去教学楼前骑回了自己的自行车，跟着我妈回家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家，监督我上床睡着，然后她自己也疲惫不堪地去睡了。
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我睡到上午九点才起床。我发现我妈她不在家，想想自己好几天没洗澡了，我吃过早饭就在家里洗了个澡。我好像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忘掉了。中午我妈回来了，午后我洗了碗，把洗衣机里已经甩干的衣服晾出去，这样波澜不惊地到了下午一点半。
突然有人在外面敲门，我妈去开门，见进来的是四个人，一个是上次请我喝过茶的杨云海警官，另一个是昨天夜里到文理学院保卫科来拿走我的案情交待材料和传单的那个帅哥（后来我知道他叫单国华），还有一个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3月4日我去喝茶的时候也见到过他的，还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人，大约四十来岁（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司机，名叫屈保军）。
我妈一见到他们，吓了一跳，几乎下意识地想把我搂住。他们赶紧笑着说：“别紧张，我们今天只是来请樊潇洁到局里去问些事情，没什么大事的。”
我吐了吐舌头，说：“碍，我的事情，我昨天不是已经都讲了嘛。”
他们说：“那你再去讲一遍吧。”
我看了看妈妈，又看看他们，只好跟着他们走。临走前我妈坚持让我多穿了一件外衣。
他们把我从家中带走，带上一辆没有警车涂装、但是有公安通行证的小车。把我带回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他们先是把我带到公安局五楼的国保办公室里，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带我下楼。我这才发现这幅五层小楼后面还有一幢两层小楼，他们带我走进这幢小楼里的一个房间，我看到房间的门上赫然挂着审讯室的牌子。它内墙全部覆盖了黑色的多孔吸音板，里面有一张审讯台，一把铁椅子，铁椅子的扶手处和前椅脚处各焊着一个铁环，一共是四个环。我吓了一跳，仿佛看到有人在这里手脚被铐着审讯，严刑逼供，惨叫声外面却一点都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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