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笔会副会长笛帕哈提（Sahlil Tripathi）强调说：虽然一个国家一次朗诵活动未必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都能参与到批评中国政府无视人权的声援中来，那分量就不一般了。生活在英国的国际笔会中国籍理事杨炼认为，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味道。不必说西方从中国生意中获得重大利益的企业界，不会对呼吁中国关注人权有太大的兴趣，就是一般西方知识分子。在杨炼看来，也更多地为中国的所谓”经济奇迹”所吸引：
“上到不管是官富还是商富的阶层，下面到最底层的老百姓，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物质生活本身有所改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在西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这种经济的成功似乎就更醒目。”
作为英国笔会负责系狱作家营救工作的笛帕哈提（Sahlil Tripathi）在强调了英国知识分子强烈要求释放刘晓波和艾未未的同时，的确也提出了西方社会也应该看到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继续和中国的生意。唯有一种生意在他看来，是做不得的：
“比如负责互联网监视软件开发的企业，他们可以帮助中国政府监视网上异见人士活动，不管是网上网下，当然不能和中国做生意。但假如你是做T恤衫的，做机器设备的，做娱乐玩具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放弃这样的生意。”
但在国际笔会理事杨炼看来，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西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当局的强硬表现出来的不知所措，还另有原因：
“不是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带来政治上思想上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和专制，来表现他们的强硬；这样一种情况，也让西方知识分子感到不知所措。本来经济发展，应该产生精神上的宽松和自由度。但在中国情况下，似乎正好相反。 “
引人注目的是：不仅英国笔会和刚刚在德国英格尔施塔特（Ingolstadt）结束了自己年会的德国笔会，而且2010年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在自己的祝词中特别强调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宽容之间，必须切合。这种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识界的推论，在杨炼看来有着它致命的弱点：
“在中国人为政治造成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在给西方的公司创造在西方连作梦也不可能想象的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实际上又是在给尤其是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输血。西方不管是就业也好，国家的GDP或者经济的收入，或者通过福利系统落实到西方的某种学术文化和知识界，实际上都在中国的肮脏的权力和金钱系统中间分一杯羹。”
作者：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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