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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因为如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男人都阳痿了？
今天，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有骨气？余大师、王幸福、于煽情……这些趋炎附势者能算“文人”吗？
其他人，又能比余大师等人强到哪里去？充其量，也就躲在博客里，悻悻地写几个字。写完了还要担心是否会被隐藏。至于博客中还有司马南之流的左奴，就更是没法提了。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备注：我说的“耗子”，未必单是说目前的文人，还包括其他职业。）
想不明白。还是来看实例吧。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2,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
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3，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4，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
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5，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想利用“熊圣人”的名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6，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7，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8，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9，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
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
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10，柳诒徵训斥教育厅长：“你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抗战胜利后，柳诒徵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当即拍案而起，手指着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11，傅斯年：“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经常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弊端做激烈的抨击，人称“傅大炮”。他曾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对孔提出质询案。蒋介石为了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
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
说到这里，傅斯年有些激动，在座的人都为他担心。蒋介石也为之动容，最后只得罢免了孔祥熙的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