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化网：科隆文学论坛上的中德相遇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无论是从外表还是精神上：一个看上去非常善感、敏感，甚至有点柔弱，而另一个则像农民般强壮、有点粗野。但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个主要的经验，这一经验是他们创作的根基：即经历专制的经验。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塔•米勒是在罗马尼亚长大的德裔，三十多年来，她的写作一直围绕着罗马尼亚专制制度对个人影响这一主题。而在西方被吹捧为中国最著名的艺术家的艾未未，则热衷于以他的作品来反抗中国的专制。

     两个世界的相撞
     尽管如此，他们一见面人们很快就会感觉，两人的世界在发生冲撞。 赫塔•米勒和艾未未，他们俩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一边是西方，另一边是中国——他们俩还代表两个不同的年代和两种在媒体中不同的气质—— 一边是“古老的欧洲”，只会用语言来顶住当年专制制度留下的创伤，而另一边是新中国，在反对现有对手的斗争中会技艺精湛的利用媒体和画面的力量。

     陌生的目光
     科隆文学论坛于3月11日在科隆剧院举办这两个人的见面会，座无虚席，见面会由米歇尔•克鲁格尔（Michael Krüger）主持。克鲁格尔是汉泽尔出版社的社长，也是赫塔•米勒的出版商。56岁的赫塔•米勒以她的短篇小说《Der fremde Blick oder das Leben ist ein Furz in der Laterne》（中文意为：《陌生的目光，或者，生活是灯笼里的一个屁》）的一个章节，把观众引入一个处于他们自以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世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漂白剂把头皮弄伤，家具看起来有自己的生活。 赫塔•米勒矜持地，但以极大的穿透力，让听众切身体会到一种迫害所造成的内心压抑。

     下流手势
     艾未未通过墙上播放的画面把听众带入他的作品。 他的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在毛泽东时代遭受深重的屈辱，他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在那里扫厕所长达二十年的经历给儿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艾未未无论是作为艺术家、博主还是活跃分子，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作下流手势，用照片记录中国警察对他的攻击以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还是公布五千多名因为“豆腐渣”校舍而在四川大地震中丧命的孩子的名字——这种以公开地、以挑衅的姿态反对迫害和限制所进行的斗争， 就像是一条红线贯穿了艾未未的生活和作品。

     互联网的（无）力
     但在这两个不安分的精神人物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谈话， 其原因肯定不在十分清醒和警觉的赫塔•米勒身上，而更多的是因为艾未未。站在舞台上的他热衷于要给自己的博客拍照片，而不是聆听别人的谈话。当然这符合一个靠媒体生存的人的逻辑，这样的人主要是靠表现自我来生存的。就连主持人米歇尔•克鲁格尔所提的问题也没有使谈话深入到这次见面原本的主题：“艺术创作在何等程度上可以、允许或必须具有政治性？”只是到了最后，这晚讨论本来应有的样子才闪电般地出现。当狂热的博主艾未未把历史分成“后互联网时代”和“前互联网时代”，并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互联网唤起人们的团结并动员他们的时候， 赫塔•米勒——很明显她还活在前互联网时代——表示了原则性的怀疑：通过互联网的联系是不是太不亲切并且抽象，以至于达不到效果呢？

     低调 VS. 高调美学
     这又说明了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赫塔•米勒的声音发自内心、不张扬，并且极富诗意，如果没有诺贝尔奖，她仍旧是文学界的一个秘密宝库。而艾未未无论是美学上，还是他的理论上都非常“响亮高调”。一边是最高美学水准的文学室内乐，另一边是四处游走、制造轰动的媒体效应，而且其美学上的说服力也不是总同道德步伐保持一致。艾未未在德国媒体里被称为是“中国声音”，或者像马克•西蒙思（Mark Siemons）在2009年5月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上称的，是“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最高代言人”，他作为道德权威看起来是不可触犯的。但正如奥利弗•容恩（Oliver Jungen）2010年3月12日在同一份报纸中所问的那样：“是不是只要有人没看出那些下流手势照片的艺术价值，那他就是专制制度的朋友了？”

     在中国形象的市场上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为敏锐的问题：艾未未在西方的成功除了要归功于他的“响亮”美学外，是否也许也要归功于他完美的服务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呢？不管怎么说，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完全符合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可怕”的政权和“善良”的持不同政见者这黑白分明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已经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扭曲了人们对主宾国中国的感知和接受。如果艺术的特点是能打破现有的感知模式，那么艾未未的作品恐怕——如同主流新闻界——发过来只能证实我们早已经熟知的东西。而今日中国以其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否可以同艾未未，还有赫塔•米勒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全面专制政权相提并论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提出来。
     至于这次见面的主题：艺术在何等程度上应该具有政治性这一问题，赫塔•米勒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几乎是不被注意地替文学回答了这个问题：只要文学把“我”放入一种与世界的关系中，就永远具有政治性。不用下流手势，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