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

一、全球治理格局：走向“新均衡”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影响力即是一种能量，可以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E=MC2），从速度、体量（规模）和持续时间这三个维度上来描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它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历史；它极大地改变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成为全球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加工业、能源和矿产品需求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尽管存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总体而言它仍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时，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在未来的12至15年内中国有可能在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对现存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一次性的冲击，而是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冷战后形成的美国独霸的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均衡将逐步演变为一个具有中国因素的“新均衡”。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