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就“茅于轼讨毛事件”致“左派”

4月26日，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在财新网上发表了一篇《红太阳的陨落》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2011年5月的中国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左派”同胞们表现出了一种“祖坟被挖”般的愤怒，在“刘思齐们”以“北京市人民”的名义发出“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讨伐檄文后，其它省市的“毛迷”们更是气势汹汹、赤膊上阵，大有兵临城下、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当代中国也已进入21世纪，毕竟互联网的触角也已抵达中国的乡村，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大背景下，一个指示、一篇社论就想一统江湖的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也正因此，4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才发出了《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怎样对待“异质思维”呢？文章批判了那种“对骂、攻讦”、“抓辫子”、“扣帽子”的霸道做派，认为“‘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强调“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

我们认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正确的指出了在这个“多元并存”的时代该如何去对待“不同的声音”。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拥毛派”还是“批毛派”，都是一国同胞，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愿意从“言论自由”的宪法主张角度来尊重“毛左”同胞们的思想表达权利——伏尔泰先生确实说得好：“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仔细分析，我们认为“左派”同胞在有关茅于轼先生批毛文章（即《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反应上有以下几方面的合理性——

其一，捍卫了“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左胞们”的思维主旋律显然既不同于官方主旋律，更区别于普世价值派，带有极端专制的极权主义思想。但只要这种思想能够公开表达，也不受国家政权的打击，就是“言论自由”法则的胜利，毕竟杰斐逊先生早就说过：“一切谬论，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危险了”，更何况“刘思齐们”在《公诉书》中也公开声明“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自由”。

其二，尽管“左胞们”气势汹汹，大有放手一搏、置人于死地的架势，但毕竟遵循了“法治”原则。“刘思齐们”虽然冒用了“北京市人民”的概念，但他们的《公诉书》毕竟是“要求检察机关依法……”、“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责成……”，他们不是带领一帮打手闯入茅宅揪斗茅于轼先生了——基本遵循了法治原则，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刘思齐们”对“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国家机关提出自己的“要求”本身，从法治和宪政的角度讲是合理的，无可非议。

其三，“左胞们”走的是“民意”路线，这也是可取的。尊重民意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而民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一个一个国家公民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态度而来的。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社会的当然特征（前提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从此意义上讲，“左胞们”用具体签名的方式来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在民主自由社会应该是一种常态。因此，我们认为“左胞们”的“公诉”有其合理性。尽管有论者认为“公诉”是一个法律概念，只有国家检察机关才有权力向国家审判机关提出“公诉”，但我们倾向于认为“刘思齐们”是想借助卢梭“人民公意”的概念——欲把自己的诉求说成是人民大众的公共诉求——这当然不合适，因为部分民众的意见显然还谈不上是“人民公意”，“人民公意”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才能获得。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吹毛求疵，我们倒是希望“左胞们”继续加油，继续“给力”，推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在全国十四亿人民中间就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展一次全民讨论和全民公决，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厘定清晰的符合人民意志和心愿的方向！

话又说回来，我们捍卫“左胞们”说话的权利，尊重“刘思齐们”在言论自由、法治宪政与民意表达上的努力和表现，但绝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左胞们”的思想主张，也绝对不敢苟同“刘思齐们”再塑毛神、再造所谓“红色中国”的企图！

在如何区别真理与谬误的问题上，早在197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就主持开展了一场伟大的讨论，这场讨论否定了“凡是派”唯“毛首是瞻”的主张，得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说，这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因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

但由于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彻底，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留下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条主义政治尾巴和隐患，才导致中国开局良好的改革开放事业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执政党始终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做冷作热。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缺位，由于拒绝民主、拒绝分权制衡，结果导致当代中国的改革逐渐蜕变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社会财富和人民大众财富的高端盛宴。官场腐败日甚一日、两极分化年甚一年，官民矛盾日趋对立。因官富集团的强取豪夺导致民间的“仇官”“仇富”几趋于社会常态。整个国家与社会正经历着因畸形改革而带来的内部撕裂和阶层对抗中。而执政党近年推行的强权维稳体制更是无限加深了这种撕裂和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如何避免大泽乡式的动荡？如何带领整个国家和民族走出畸形改革的泥沼？如何为十四亿中国人民及其后代儿女子孙打造一个健康、公平、阳光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便成了包括“左胞”在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无法绕开的国家主题。

执政党高层既得利益集团采取了一种“得过且过”的“拖”字政策，面对畸形改革带来的严重恶果采取“强力维稳”的方式维持现状，希求以国家暴力维护自己掠夺于人民大众的既得利益，大有一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心态。这当然是严重的不负责任，“拖”下去的结果很可能会促成重重叠加的社会矛盾被“鸡毛小事”在瞬间引爆，于是天崩地裂、“吾与汝偕亡”——最近发生的江西抚州爆炸案便是底层人民对于“拖”态政府的一次绝望而又响亮的警告！

而“左胞们”则认为当代中国的畸形改革及民怨四起的恶果完全是由于执政党背叛了毛泽东、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因此极力主张重塑毛神、再造文革，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人民大众的“乌有乡”和“理想国”，并借助吹捧“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希求再造一个“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红色中国。也因此，他们对于任何向“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说“不”的力量都会表现出一种竭斯底里般的无限上纲，恨不得将“茅于轼”一类的“反动派”一脚踢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也正是“刘思齐们”要借助政权力量“公诉”茅于轼先生的用心所在。

但我们认为“左胞们”的这种思想和主张是非常危险的。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毛泽东该不该批判，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毛泽东的前半生来说，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很大；但就毛泽东的后半生来说，只能用“所犯罪恶，罄竹难书”这八个字来结论了。不说镇压“反革命”、批胡风，不说反右派、大树所谓“三面红旗”引发的大量冤狱和死亡，单就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大革命”而言，其罪恶程度就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这里，我们仅举两个人的证言来加以说明：

前中共开国元帅、曾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沉痛的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在1980年竞选北京师范学院的人民代表时公开说过下面一段话——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

上面这两个人，一个是元帅并曾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一个是太子党中的受害者，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揭露和控诉了文化大革命带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罪恶和苦难。应该说，他们披露的事实和真相比茅于轼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中揭批的更让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刘思齐们是否也要将叶剑英、刘源等人一并列在“公诉”名单中呢？

从毛泽东的个人价值观看，他从来不在乎死人，从来不在乎死亡对于死亡者亲友与家庭的影响，人民的生命在他看来只不过如恒河沙数、俯拾皆是，有什么可珍惜的。为了他所谓的“志气”“威风”，为了他所谓的“国家利益”，他竟然动员了上百万中国青年死伤在朝鲜战场，甚至公然叫嚣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说什么“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中国准备为此死三亿人”——仅此观察，在对生命的蔑视方面，这个战争狂人比希特勒、东条英机、本拉登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国家公民被他整死或整得生不如死时，“左胞们”还幻想着为“毛魂”执旗扬幡、还幻想着回归罪恶如山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吗——这不是很荒谬吗？普天之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其它如毛泽东为永保“皇权”而不断大搞所谓“阶级斗争”，不断挖设陷阱、制造阴谋和阳谋，不断制造血淋淋的“接班人”被颠覆事件，不断大搞个人迷信和崇拜活动等等，将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及至他死亡时，整个国家沦丧到“快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请问“左胞们”，难道这些悲剧还惊醒不了你们吗？难道这些教训还不值得去充分总结吗？！

也正因此，我们认为茅于轼先生和辛子陵先生在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理性、非常实事求是的，我们因此向茅于轼先生和辛子陵先生表示高度的敬意和敬礼！向一切认真反思文革、认真总结“毛时代”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持守良知的中国良心人士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敬礼！

略显不足的是，茅于轼先生在文章中只是揭露了毛泽东的本质和罪恶，只是将毛泽东请下了神坛，而没有向广大民众明确指出原因何在、路在何方？所幸正如“左胞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茅于轼先生在2008年12月“带头签署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云者何？曰：自由、人权、平等，曰：民主、共和、宪政。原来茅于轼先生早就看到了这些“普世价值”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早就看到了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对于中国人民的重要性。也因此他与刘晓波等人共同签署了举世瞩目的《零八宪章》，共同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和前进路径指明了真理的方向，这才是特别令人感到安慰和庆幸的事情！我们也因此向以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良心”再次表示高度的敬意！

最后，我们还想对“左派同胞”说的是，为“工农大众”说话的动机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正确的话；为“劳动人民”做事的动机也是对的，但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想做医生治病救人的愿望是好的，但一定要开对药方。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一例外的表明：民主，只有民主才是解决中国社会各种病变的最好药方，只有民主才会解决官僚权贵集团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剥削和压迫，只有民主才会让执政党和中国人民走出“强权维稳”的死胡同。“左胞们”一定还记得早在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于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因此，寻求民主（而不是相反）才是今日中国一切具有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良心人士所应该选择的唯一道路。诚如1980年的刘源在竞选人大代表时所说的那样——

“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