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之后

柏林墙倒塌之后

作者：胡果威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6-5

本站发布时间：2011-6-5 0: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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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东西部分别被苏军和美、英、法盟军占领，德国被一分为二，东德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西德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因为东德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落后，且缺乏民主和自由，民不聊生，于是大量的东德人逃往西德。

　　东德政府根据人民议院1961年8月12日通过的法令，于8月12 – 13日夜间修筑所谓的“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目的是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柏林墙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在正式的交叉路口和沿线的观察塔楼上设置警卫。

　　一年之后的1962年8月17日下午2点15分，两个东德的青年试图逃往西德，其中一个成功地翻过柏林墙，而18岁的彼得·菲赫特（Peter Fechter）被守墙的卫兵开枪击中。受伤的菲赫特大声求救，柏林墙的两边都有人群观看，西德的警察将急救的医疗用品越墙扔到菲赫特的身边。尽管两边的人群都向西德警察和驻德美军呼救，但是他们都不敢越墙施救。在众目睽睽之下，菲赫特因失血过多，一个小时后死亡。菲赫特死后，见死不救的东德的卫兵才将他的尸体抬走。

　　菲赫特是修建柏林墙之后第一个被击毙的逃亡者，在他死后的几十年中，东德政府继续迫害他的家人，他的父亲因丧子悲痛而早逝，他的母亲被迫害而得了精神分裂症。

　　当时一共有三个东德卫兵向菲赫特开枪。35年之后的1997年，德国的法庭开庭审理枪杀菲赫特的卫兵。因为三个卫兵中有一个已经死去，尽管活着的两个卫兵对开枪射击菲赫特供认不讳，但法庭没有证据确定致命的一枪是谁射出的，只能分别判决活着的劳尔夫·弗里德里奇（Rolf Friedrich）和埃里克·希莱伯（Erich Schreiber）20和21个月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1989年2月5日深夜，克里斯·格弗罗伊（Chris Gueffroy）和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高甸（Christian Gaudian）试图翻过柏林墙逃往西德。当他们正在翻过最后一道金属网的时候，被守墙的东德卫兵发现，格弗罗伊中10枪身亡，高甸受重伤被逮捕，于1989年5月24日被东德法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1989年9月，高甸获保释，1989年10月17日被释放到西柏林。参与射击的四个卫兵因此而立功受奖，每人获得了150马克的奖金。

　　格弗罗伊被认为是最后一个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丧生的，其实他只是最后一个被东德卫兵射杀的。在他之后，1989年3月8日，温弗里德·弗洛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热气球试图逃往西德时，因气球坠毁而丧生。

　　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围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并推倒柏林墙，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在柏林墙存在的28年零3个月内，共有200多个东德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被射杀。

　　1991年9月3日，统一后的德国法庭开庭审判4个涉嫌射杀格弗罗伊的东德卫兵。该场审判持续了4个多月。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1992年1月21日，因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和安德里亚斯·坤帕斯特（Andreas Kuehnpast）被判有罪，其中海因里奇被认定射出那发致命的子弹，被判三年半监禁。首席法官西奥多·赛戴尔（Theodor Seidel）说，海因里奇“并不是随便地开几枪，而是瞄准了之后才开枪，这相当于执行枪决。”坤帕斯特也对着格弗罗伊开了枪，他被判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另外两名卫兵被判无罪，其中麦克·斯密特（Mike Schmidt）下令向逃亡者开枪，彼得·希麦特（Peter Schmett）用手枪射击，但是显然瞄准得比较低，只是射伤，而没有击毙两名逃亡者。

　　东德解体之后，前东德总统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90年10月搬进路德教会牧师乌维·何尔莫（Uwe Holmer）家寻求庇护，不久后躲进柏林附近的一家苏军医院，然后与曾担任东德教育部长的妻子一起逃往莫斯科。东西德统一后，德国政府控诉昂纳克涉及下令射杀192个试图逃往西德的东德人。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昂纳克进入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避难，1992年被叶利钦政权引渡回德国。1993年初，德国法庭开始审判昂纳克，但是因为健康原因而释放了他。1993年1月13日，昂纳克移居智利，1994年5月19日因肝癌死于圣地亚哥。

　　2003年6月21日，在格弗罗伊诞辰35周年那天，人们在他当年逃亡的那条运河岸上树立了一座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