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诉求、社会演进、现代性推进的角度上讲,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逻辑发展。突尼斯专制政权的崩溃同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共产主义制度之崩溃虽有文化区域之差异,但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实,均是现代公民对普世价值之追求的共同归属。

普世价值超越文化宗教

不过,针对这一从普世价值角度所推出的结论,也许会有人提出反诘:人类即使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追求,但文化传统、宗教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仍然十分重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区,特殊有可能遏制普遍,传统的惰性有可能压倒对现代性的追求,专制也有可能借助经济的暂时繁荣抵制民主潮流。突尼斯以及接踵而来的阿拉伯地区的变局的意义的重要不仅在于证明了普世诉求超越文化,超越宗教,也在于阿拉伯革命潮发生于世人往往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穆斯林地区,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特殊论。此前,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阿拉伯地区激进伊斯兰的存在不仅成为此地区专制政权延迟政治改革,忽略民主诉求,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也是西方社会倚重某些专制政权进行反恐的有力凭据。
两害相权取其轻。长期以来,在伊斯兰激进势力当政与世俗专制之间,世俗专制优于极端宗教势力已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识。然而,突尼斯、埃及的民主抗争打破了这一神话。突尼斯民众明确告诉世界,世俗专制与神权政治并非伊斯兰世界的宿命,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可能的。
从目前突尼斯革命政权重建的进展以及埃及民众街头抗争的推进来看,此次阿拉伯世界革命不仅从价值诉求上汇入1989年以来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大潮,也从革命的路径上具有相通性。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性

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同样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同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茉莉花革命是没有政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革命。当然,二者也存在着区别。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时代。茉莉花革命是网络时代的革命,网络革命无须阵地,甚至无须筹备。信息技术的潜在空间,冲破了国家暴力的钳制。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共识的扩大,公民社会通过网络的传播与表达,可以迅速化为冲破专制的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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