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这样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黄宗英女士以亲历人的身份，在2002年第1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证实了周海婴的说法。
“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周海婴是鲁迅先生的独子，黄宗英是个一向不说假话的作家，两人的文字互相佐证，想必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这段“罗毛对话”属实无疑。
若对照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我们无不有时空穿越之感——“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从毛泽东一方来说，若按照这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推论，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罗毛对话”的结论——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在写，要么“识大体”不做声。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不过是座不算数的纸牌坊，甚至连风雨都不必经历，隔夜便是轰然倒塌、废墟一片的真实。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是在1940年、鲁迅逝世3年之后。这个时候，鲁迅若还活着，这样的话可能出笼吗？我认为可能。因为说这话，目的是来对付蒋介石、打到蒋介石，故说这话和鲁迅的死活关系不大。“罗毛对话”是在1957年，这个时候的语境，已和1940年时已有天壤之分，乾坤大挪移，沧海变桑田，“民族英雄”坐牢、“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被“识大体”，其实还算是比较人道、比较不残忍的、比较不血腥的。
从鲁迅一方来说，他认知、理解中的毛泽东及其主张，还是1937年他逝世之前的，这个时候最大的专制、独裁、十恶不赦，是蒋介石及其集团。这从《历史的先声》中缉纳的文章，即可清楚地辨明。我相信，《历史的先声》中的文章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任何人对会对其肃然起敬、敬佩有加且充满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甚至到盖棺“民族英雄”的1940年，情形依然如此。中心城市、主流文化是恶魔、是应该被推翻、被打倒的糟粕，陕北、大秧歌才代表了中华民族之未来、中国政治之未来。民主、自由、博爱、富强等等，总之是当时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最理想的模式，都被说到了、许愿到了、赌注到了。
“罗毛对话”至少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既往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肯定是不行的，以前说过的最漂亮的话、最神圣的盖棺定论，现在不作数了，现在是旧貌变新颜、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其二，制止鲁迅写作，必须采用坐牢等强力，坐牢后你仍然坚持细写作，那么悉听尊便；其三，对鲁迅“识大体”基本上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们设若鲁迅能活到1957年，鲁迅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无疑，“识大体”是先要被排除掉的，绍兴人鲁迅是不可能“识大体”。那么，唯有一途，坐牢。其实，依鲁迅的秉性，坐牢的鲁迅也是不可能还继续写作的。我估计，鲁迅这个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天天骂大街、拼死抗争——最后要么是被殴打、拷打、虐待、折磨致死，要么是自己以头撞墙、抗议而死。
周海婴、黄宗英在那个听到“罗毛对话”的时代，还大惊失色、惑然不解。其实，在我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1937年前、1940年之际的鲁迅，是被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象征物；《历史的先声》时代的抗争，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一种许诺、一种赌注，其实是当不得真的。此后的反右、文革等等，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这中间，是巨大的断裂、是黑白的两端，甚或说，就是在野与乾纲独断、做梦与实有、穷小子与皇上的巨大落差。你想想，这中间，有多么大的巨变、不同，这难道还值得奇怪吗？
鲁迅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气质、一种秉性，不可能是断裂的，他活到50岁或70岁，主张、气节、文气、叫骂声，都会是一样的。把这样的一种不变，放在历史时段的巨变中，难免会出现“民族英雄”、“方向”与“罗毛对话”的反差，是故，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幸好，鲁迅生命的钟摆，在历史的巨变中停摆了。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假设以及对假设的顺理成章的推断。
毛泽东在“罗毛对话”中，是自信的、坦率的、诚实的。当时，巨大的力量、全无敌的情势、伟大领袖的神话，使他自然更喜欢使用“阳谋”，而没必要使用“阴谋”——这也有个历史落差，我相信，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甚至在延安的窑洞里，使用“阴谋”的概率，也是要多于使用“阳谋”的。
毛泽东的真实在于，他没有为自己遮掩、涂脂抹粉、著书立说颠倒黑白，甚至他连起码的客套、诡辩、给人给己留面子都不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对于毛泽东而言，才是真实的。也正因此，他没有必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说都不说，随意去做就是了。而其他从政者说这句话，起码是胆寒心虚的，起码是害怕“洪水滔天”卷走自己的尸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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