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

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 “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作者：曾实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6-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0:05:40

阅读量：1912次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

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祖籍四川的他，有着广东与四川两地的生活经历与观察视角。2008年，他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下的广东政治发展30年研究项目，完成《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一书。

重庆模式：着眼

体系的维系与巩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

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

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

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

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广东模式：缓解

内部紧张性

肖滨也表示，在中国模式框架之下，隐含着两个正在运行的逻辑，其一是政党国家奉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两者看似矛盾，但目前在中国模式中交织、混杂为一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有自身逻辑，要求权利与机会均等，除规则之下的经济竞争机制以外，必须有法治民主的政治机制与之相适应，另外，也必须有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形态等，“这就造成中国的这两个逻辑存在紧张性、甚至互相排斥”。

两种模式：为发展路径提供选择空间

而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渝以来，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高层近年轮番到重庆视察，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就有五名曾经到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也曾高度赞扬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指重庆经验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中央领导人的密集性考察与调研，并给予重庆建设经验以肯定，令外界有不同版本的解读，民间更出现“中国向左转”的言论与猜测。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