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天堂与好地狱

翟明磊

吃人机器一直在吃人,当他吃下一个个人时,已不是新闻,当它吐出了十三个人时,反成了新闻,这就是世界的诡异。

富士康出现连环十三跳,郭台铭神色慌张在记者包围中为自己管理体制辩护:富士康在深圳有三十五万员工,跳楼事件说明有三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名员工还是适合这个管理体制的。我想起陈冠中的政治幻想小说《盛世中国》对2013年国人心态的描写,国力大盛自信膨胀的精英们和生活在封闭信息环境的老百姓,每天吃着国家从国家化工厂生产放入自来水,饮料中的“快乐”毒粉,都有些轻微的“嗨”,认为生活在一个天堂中,并自认为清醒地说这是个坏天堂,还是需要局部改进的。而没有吃快乐丸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地狱,只不过不再象血池肉林,天火油锅,是一个“好地狱”。

每个人的体验与立场对事情便有了断然不同的看法。

政府称富士康符合最低工资线,记者们也看到了富士康整洁利落的厂房,康乐设施,中午有三十分钟吃饭,每天有二十分钟休息等等,和广东一些血汗工厂比确实“人道”不少,富士康亦断然认为自己给员工的是一个“坏天堂”,是初入厂的员工自己心理调节有问题,当然管理体系也需要改进。

我曾经在国内第一次做了深圳工人组织的报道,因此在一个月时间走过深圳不少工厂,所以对报纸说一些数字,我的体验可能不同。

据《明报》报道,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对一个年轻的工人?

每天工作 12小时意味什么?

我认识的一位工人组织成员王姐,为体验血汗厂的生活,化妆成工人进厂。——她以前是文员。每天也是工作十二小时,一天下来全身关节发痛,连续四天后,腿肿了起来,指头一压深深的凹洞,第五天,脚肿成了馒头,抬腿走腿只能挪。十天后越来越严重。一个月后才好。这样双腿肿至”发亮”的年青工人不在少数。王姐观察到,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会用各种方式发泄情绪,如说话:“我不想做人,做人好累。”“想做猪,每天有人喂。”有的会发出无缘无故的大笑,有的人则对开玩笑的人施以痛手。工人自卑到不敢与厂长说话。

要知道那些新进厂的十七八岁的年青工人,在体力上和王姐是没什么差别的。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村学生体力上更好,其实经过六年中学住校生活与农村生活脱离的农村孩子在体力上和我们是没什么区别的。更何况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并校,将分散的农村小学合并集中在城镇,导致离家过远的农村孩子从11岁就住校(更偏远的地方有8岁就住校的),一周回家一次,从小就脱离了农村劳作。并校运动开始于2003年11月中央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之后,至今七年, 而并校运动产生最早的一批小学生已中学毕业,正是现在深圳工厂的年青工人,也是富士康自杀的九零后主力。

我们的农村孩子经过长期学生生活比我们想象得要脆弱得多。

我的好友祝强,18岁高中毕业去深圳工厂打工,10年的学生苦读生活无法适应工厂,使他仅仅工作了十五天,其中十二天加班,最后七天每天十六小时工作每天睡五个小时,他站在车床边睡着了,手被卷进机器,烧焦了,没有安全知识,不知如何关闸,他用左手硬拧开螺母才停下机器。被截肢的他和另一个残手工人创办了志强工人服务社。

我曾经在创办的〈〈民间〉〉发表过一篇文章〈〈累死的女工〉〉,19岁的深圳松岗女工李春梅,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也就是加班了六个小时,但工厂纪录上只显示加班三个小时, 连续两月没有一天休息,最后一天她干了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这个女孩躺在床上直直看着天花板说:“我觉得快要被榨干了。”一边咳嗽一边说:“好饿。”几个小时后, 她吐血死在卫生间地上。李春梅十五岁就进工厂,所以体力难支。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的, 广东的血汗工厂的劳动强度是为一个壮劳力平均值设计的,这也是为什么个别人无法适应累死,或心累而死的原因。郭台铭的逻辑是一个管理体系只要让大部分人不跳楼就行了,当然他已经做到了。

—— 有这样的思路必然有他现在的这样的麻烦。

无处可逃的“精神控制”

富士康漂亮的厂房并不能改变它把工人当漂亮机器的本质。

和一些血汗厂只控制你的肉体与力量不同,郭台铭的高超之处在于精神控制。

“每日要早10分钟上班开会,做检讨,工作时不准讲话。做错事,线长就当众大声责骂。我做了3年厂,没试过这么辛苦。讲话是减压,有什么问题?富士康把我们当机器人!”富士康第一跳死者马向前的胞姐表示,马生前工作极之艰苦,又经常受主管责骂。她形容富士康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令员工尊严尽失,“一百多人读检讨书,有时女孩子读检讨的声音比较小,领导要她读到全部人都听到,然后那女孩读着读着就哭了。”(注:此段引自《新报》五月二十六的报道)

富士康完全没有工人的工会,只有工厂主控制的假工会。

前文提到王姐摸底进的工厂虽然也是每天十二小时工作,但工人通过讲话,抱怨发泄了情情绪,但郭台铭的厂是不讲说话的!

老实说和笔者见到的更辱人的工厂相比,这确是不算什么。工人领袖张治儒告诉我,他所在的工厂,管理者惩罚工人,是让工人站成一排,工头们象枪毙工人一样,用消防高压水龙头瞄准一个个“枪杀”被水压击痛倒地的工人还必需立刻爬起站好,再被冲倒……这种污辱人格的方式曾让张治儒血往头上涌,立下了为工人维权的决心。

与人民公社的人身管制相同,也比笔者讲到的高压水龙头冲工人的工厂更“进步”的是:郭台铭的管理不过是更系统的侮辱人格的体系。人们无可释放。被水龙头冲倒的工人,过了这关,剩下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但富士康不同。

而网上最新爆出工友的文章,揭发富士康保安打人是导致工人自杀或被自杀的真实原因,如果属实。则更为恶劣,政府当严查到底。

谁能逃出“好天堂”

我在深圳采访工人组织时,一天晚上,看到了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在工人区的一条林荫路,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站在树下,我想她在等男朋友吧,过了四棵树,又是一位十五六岁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再走几步,又有一个少女在树下,整整五百米的林荫道站了五十多个少女,工人朋友告诉我这就是站街女,这是价格高的,还有一条路是四十五十几岁的老女人人肉市场,为工人们提供性服务。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女就是来自于那些无法适应工厂工作强度又有些姿色的女工,卖身对于她们来说不过是选择了另一种轻体力活。

不同于中年工人,新一代的工人往往有高中初中文赁,中国农村的中学教育其实是为城里孩子设计的,完全与农村与现实脱节,有农村的父母说,本来很不错的小孩上了中学变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扛讨厌农活的废人,无法在农村生存。——我曾亲见看到几个农学院的大学生(家在农村)竟然连个大坑都挖不动。这些不愿干农活的孩子向往进厂打工,然后他们发现工厂远比农田要残酷,十多年的教育完全用不上,低薄的工资,辱人的管理方式,而学校带来的空洞的理想与自尊与之激烈冲撞。现实难以接受,去寻找天堂吧。

和经历过严酷农活磨练的中年民工不同,这些从学校直接走进工厂的孩子无法适应为传统民工设计的工作强度体系,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让工厂不可能降低工作强度。

谁造了“坏地狱

大陆政府针对富士康自杀事件说:“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听到这话简直要吐。正是我们的各地政府用打压劳工组织,(例如,前文提到张治儒的工人组织就多次被抄家打垮。)制定荒唐至极的最低工资线,而且二十年不变,用降低一切成本的办法来吸引外商与港台商投资建人肉工厂。例如东莞为何发展突起,有一点,这个城市和深圳相比,打压一切民间劳工组织,东莞没有民间工会,没有合理的谈判机制与组织,这也是东莞为何比深圳更多砸机器,堵路的工人暴力事件的原因。

我对许多事情悲观,唯有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别人问我为什么:我答:三点:因为中国有最勤劳最廉价的劳工,没有工会。中国有全部由国家控制的土地,这些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土地只要被政府一点点拿出来变现,GDP不用愁上不去,中国有大量第一次购房的百姓。

正是我们视GDP为亲娘的政府造就了郭台铭与官员们的“坏天堂”,工人的“好地狱”。

因此政府发言人第一句是“生命是最宝贵的”,第二句话便是“我们继续欢迎台港企业来大陆投资。”更为荒唐的是政府竟以富士康工厂的自杀率不高于全国全年自杀率为富士康辩护,却全然不考虑富士康十三跳多数是在数月内发生!无耻之尤。

郭台铭可能还觉得委屈,我是守法的,我给了工人大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月九百元,工人十二小时加班是自愿的,我没有严重超时加班。只不过我工厂人多,才显得问题大一点。这更说明,政府与郭台铭们共同构筑的合法天堂标准却是地狱级的。

郭台铭的漂亮气派的工厂和我们这个所谓高速公路横飞,高楼并起的大陆社会一样,只是一个光鲜照人向全世界展示的“好地狱”。

更为有趣的是仅因为相对于一些“血汗监狱”工厂,富士康能按时发工资,环境与收入有保证,春节时数千名工人争夺富士康职位,竟挤坏了铁栏杆,甚至要向保安和有关人员打点才能拿到面试的机会。富士康确实是深圳政府眼中的“好工厂”,走投无路的民工相对的救命稻草。

然而地狱并不因为你有了漂亮的工人食堂,看似文明的管理规章,有了惊人的GDP而改变。只要你并不尊重工人,视其为机器,对于工人来说自然是地狱。

相反,一个高尚的管理是尊重人的。我的朋友王惟尊,国内知名MBA,曾任喜之郎的执行总裁,他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老总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喜之郎管理中以前有个头痛的问题:工人偷吃偷拿果冻。王惟尊上任后一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每个车间树起大桶装满果冻让工人随便拿。工人反而不好意思了。可惜的是象王惟尊这样的管理者太少,太少。

吃人机器不停地在吃人,让人麻木,沦为一个个生产工具,这吃人机器还不停地美其名:创造就业,让你生存。当十三个人因为天生敏感或还未有完全的麻木,或还来不及被格式化时,因各种原因而轻生,吃人机器因此吞出了十三个人,他们不再是一个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用生命跳出了坏地狱,人们才意识到这是“吃人机器”啊,于是有了富士康十三连环跳的新闻。

此文已在《明报》5月30日发表,读者如有转载,请注明《明报》版权。

翟明磊:

独立记者,公民媒体《壹报》创办人,曾参与创办NGO绿根力量,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中心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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