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如果以共产国际对中影响来划分中共党史，则可以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为界划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完全受共产国际左右时期；后期则是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影响乃至于自立门户时期。就前期而言，共产国际支配遥控中共的有两拨人马，这就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派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学生派。 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1930年3月初，南昌起义失败后潜伏在上海的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同年7月5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向大会表示祝贺，并应邀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7月16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会议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李立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求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结果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了这一计划，并指出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该停发这一决议。由此可见，此时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心目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制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 就在三天后，即7月2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米夫，同时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一并召去谈话。谈话的内容，主要应是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此外，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斯大林在听了周的汇报之后，非常重视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并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就是国内党史文献资料中常提到的”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这个经斯大林认可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周恩来此时俨然成为斯大林政策在中国的正确代表。 针对中共党内特别是党的核心领导机关中出现的盲动，共产国际执委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分别发去指示电报，表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举行罢工和暴动，另一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去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纠正中共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8月上旬，周、瞿先后动身回国，并先后于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到国内之后，分别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同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际关于停止在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 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并说”中央即开扩大会议，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 自此，周恩来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31年12月进入苏区后，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并全力支持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政策的有力推手，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被毛泽东取而代之。 再来看看王明。王明的资历并不显赫。直到1925年，在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时，才因在武昌积极参圳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而被吸收入党。他的发迹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其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中大校长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亲信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杀害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这两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曾有过合流趋势。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的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二人对抗战多有一致看法，诸如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视，对中共在抗战中应采取积极的运动战方式等等，这些主张与毛泽东政策相左，因而很快招致打击。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而周恩来则经此整肃和后来的整风运动打击，完全放弃了在中共内部的独立地位，成为毛泽东忠实部下。 而毛泽东所以能战胜周恩来与王明这两拨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其根本原因，居然也在于共产国际对他的青睐——具体说来就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个人的支持。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1933年1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鼓动力的讲演，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 毛泽东重返政治舞台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则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在六中全会前夕，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季米特洛夫这个口信，毛泽东要战胜周恩来和王明这两拨共产国际代理人，取得中共真正领导权，近乎是痴人说梦。 也因此，毛泽东对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段时间里，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的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0年代，毛泽东公开称赞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说他比较谨慎，是个好同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如此等等。对同一时期的斯大林的评价则截然两样。毛泽东甚至把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发生的右倾错误，也归罪于斯大林。明明是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但毛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还说：“‘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他经常批评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并非一概而论。谁对他和中国党好，谁为他和中国党办了好事，毛心里是有杆秤的。 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取得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以后却与共产国际渐行渐远，共产国际对中国影响也告式微，最后还酿成建国后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完全分裂乃至兵戎相见。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