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鸣燕蓟：非暴力的限度_

近来全国暴力型抗争事件频发，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支持者一般认为，在几乎已穷尽现有法律救济和非暴力手段的情形下，权益仍未得申张，暴力手段成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而反对者则认为，在当前暴戾之气弥漫社会的情势下，若支持暴力抗争，则可能导致抗争者行为的恐怖性和血腥性的增强和扩大，殃及更多的无辜者。更有反对者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认为：由暴力导致的社会转型和变革，如暴力革命，后遗症严重，甚至无法实现制度创新，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因而，社会转型的较优路径是非暴力的渐进改良之路。

非暴力主义当然很好。一方面，较之暴力导致的人员伤亡、社会动荡、民生苦难等，非暴力路径可以大大降低转型成本；另一方面，非暴力路径可以一步步巩固制度改良的成果，稳健地推进制度建设。对于有着浓重的暴力历史的中国而言，非暴力主义的意义就更为突显。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更迭，都伴随成千上万甚至数千万巨量人口的灭杀；可以说，每一个新王朝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汉语言中也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而元代诗人张养浩则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叹。直到清民之际，由君主到共和的嬗变，权力更迭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虽有辛亥革命期间多次起义带来的人员伤亡，但清王室退位和民国肇建，还是避免了社会大动荡、大规模战争和人口大灭杀。由是，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君主专制，而且在于政治转型的和平方式。但是，中国民众却不幸运，民国建立不久，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暴力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华夏大地；其后的“护国运动”（讨袁战争）、直皖奉系间的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战乱频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战争的烈度和强度并未如历史上王朝更迭时期的那样大，也未造成人口大灭杀。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不幸的是抗日战争和其后的内战。日本入侵导致数千万中国人罹难，而其后的内战造成的军队伤亡也数量巨大。1946年9月，内战开始不久，民盟政协代表在电文中就指出：“今者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中国历史上空前激烈之内战，一地之争，杀人盈野，一城之争，杀人盈城。烽火遍大地，膏血涂原野；虽历年内战，无此规模，更无此残酷。”如此惨烈的内战在这段电文发出之后又持续了三年以上。

基于对中国历史中暴力所带来的巨大损害的创巨痛深的记忆，不少人士在不断呼吁非暴力主义、呼唤和平转型。而非暴力主义中所蕴含的宽容共存精神也是现代多元社会所必需。

但是，较优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优的非暴力和平转型主张，同时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纯粹的非暴力主义要想开花结果，需要多种条件的耦合。以西班牙1970－1980年代的转型为例，智慧多识的国王、高尚明达的首相、宽容大度的反对派、克制自觉的军队，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西班牙政治的和平转型都难以顺利。当然，较容易的和平转型也并非没有先例。台湾在民间政治力量已积蓄了相当长时间且达到相当规模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就是和平顺畅的。苏东剧变总体上也是和平的，只在个别国家（如南斯拉夫）发生了烈度较高的战争。这些非暴力转型有一个共同点——上层（统治集团）眼界相对宽广，有“顺潮流而动”、不为意识形态的陈腐教条所束缚的自觉。若上层缺乏这种自觉，则纯粹的非暴力主义可能仅仅是个理想。这时，或许就需要一定的暴力来倒逼上层顺应时势。因此，非纯粹的、混杂有一定暴力的非暴力主义在一些国家发挥了推进转型的作用。电影《再见，巴法纳》真实再现了曼德拉在被监禁的26年中与南非白人当局抗争的历史，除表现了曼德拉对敌人（白人统治者）的宽容和对非暴力主义、和平转型的坚持外，还展现了暴力因素的作用——“非国大”武装组织对白人的炸弹袭击等暴力活动客观上也迫使白人统治者与曼德拉谈判。当然，如果当时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等上层仍然冥顽不化，无视暴力袭击和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则南非转型的过程会更加漫长，暴力袭击和当局的暴力镇压给普通黑人白人民众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也将会加重，黑人白人间的对立更会加深，从而加大转型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面对的是拒绝政治改革、抱定“基本原则”死死不放的死硬派当权者，民间非暴力主义可为的空间将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暴力抗争或许会倒逼当权者改变观念，从而为和平转型拓出广阔空间，但并非必然，关键仍在于当权者能否放弃僵化的教条、以包容精神来顺应和平转型。

总之，在推进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非暴力主义并非绝对；在当权者自觉意识和改良行动不足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暴力抗争客观上会对当权者形成压力。但是，纯粹的非暴力主义以及“带有一定暴力抗争的不绝对的非暴力主义”这两种情况均不是和平转型的充分条件。不过，以非暴力主义为主旨则是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同样，上层及其内部变化所产生的自觉顺应和平转型的意识和行动也是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若上层迟迟不自觉，非暴力主义的效应受限，则非暴力自身的边界会被一步步突破。边界之外，将是暴力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