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2011-06-14）
| 早报导读 |
● 郑永年专栏
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的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就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性质，因此无论哪一个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性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进行拼命的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一场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看来，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这很可能最终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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