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0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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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聚众现场。
[net]中国广州新塘镇民众不断聚集，星期一数千名警员在场戒备，气氛相当紧张。警员手持盾牌和警棍来戒备，也有警员手持发射催泪弹的长枪，以防止入夜之后有人生事。另外，警员在出入新塘镇的路口还设置路障，车辆被要求停车进行检查。人们可以从Youtube的视屏画面上看到增城市有很多解放军和武警的车辆。当地通往广州的一段国道的部分围栏也被翻倒。从以前的Youtube上我们也看到警车被推倒，以及一些车辆被砸的画面。
中国官方表示，骚乱是因四川籍的孕妇王联梅3天前在街上摆摊遭到驱赶而引发的。目前至少有25人被捕。报道显示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爆炸事件。以前我们也报道了江西的抚州市曾发生3连环爆炸。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澳广记者采访时分析了中国在近一段时期内接连发生群体事件和爆炸事件的原因。
夏明说这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他说，第一是中国经过过去30年的改革，对于利益的重新分配进入一个比较尖锐化的矛盾阶段。
“因为利益集团的形成，而且利益集团获利越来越多，而又不想做任何的让步。相反在过去的30年，中国有部分人，尤其是工农阶层，他们的利益不断遭受损害，或者被剥夺的情况下，跟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现在一党政权力为中心的利益集团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我想这是利益冲突尖锐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他说，第二是面对尖锐的矛盾，目前中国的官员，从最高层胡锦涛到最下面的各层官员，基本上都处于一种不作为状态。
“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已经失去了处理这种重大事件的胆魄和能力，处于一种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对党国的利益，对这种大的战略的，或者是长期发展的利益，他们就考虑的比较少。所以很多矛盾基本上是无人过问，无人解决。”
他说，第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前人们谈到中国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谈到的都是政策不同的分歧。但是今天的话，可能这种分歧不仅是针对政策，很多是针对政权。“所以我们看到不仅群众中的矛盾加剧，而且我们过去也看到学者之间，这个左中右之间的争论和矛盾也越来越有火药味。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因素反映出中国目前的争论从政策层面已经走到政权层面了。”
夏明教授说，由于现在出现这样的群体事件或是爆炸事件，虽然媒体都有报道，但是最后都被停留在地方这个层面，而没有触及根本的原因。这起到了对中央政府的保护作用。
“比如说梧州，他就可以把市政府的书记给免职。这样做就是把许多顶层官员作为保险丝。保险丝可以不断地烧掉，这样的话来阻止爆炸或是雷电破坏整个共产党的大的大厦和建筑。因此这种曝光，对目前事件的评论，恐怕是把它作为保险丝的功能。为了保护党国的大厦。”
夏明教授在分析目前群体事件的原因时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非常微弱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在温家宝的主政下，基本上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就是说，目前中国治理的质量没有办法在全国统一层面进行评判，而只能根据地方官员，他们的民主素质，法律意识，或者他们个人的品德修养等来决定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在地方层面有许多问题产生。当然在有的地方，如果领导的个人素质和法律意识比较强的话，恐怕他地方治理的质量就会高一些。所以中国目前出现这种参差不齐的局面。”
夏明教授说，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强制性维稳，他觉得维稳只能是理想不能当作手段。
“中国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我觉得和谐社会的口号最大的弊端在什么地方呢？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理想，而不应该作为一种手段。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同时又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手段来治理这个社会。中国现在极度地想让社会非政治化，也就是中国目前最不鼓励的就是老百姓关心政治。”
夏明教授说，其实政治在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定义就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得到，在何时得到什么东西。他说，这就是说政治所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所以，当中国政府想把政治从社会中剔除出去的时候，也就是它不允许社会进行多元的碰撞、竞争和冲突来解决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
他说，“目前中国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使社会非政治化，也就是说它要使得整个社会没有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显然这种治理方式是一定会失败的。”
他提出了一个他所称的“磨合政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说和谐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应该允许摩擦、允许竞争。只有把摩擦跟和谐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摩擦是手段，然后和谐是目标，这样才会达到一个社会动态的良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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