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侯东民：外国老龄化中经济转型导致失业增加对中国的警示

侯东民：外国老龄化中经济转型导致失业增加对中国的警示

（2011-06-17）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在引导另一次人口战略失误。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

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已相当于2050年中国水平。这些地区迄今均不见学者一直疾呼或依据以判断中国今后就业形势的劳动力短缺。相反，1980年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日本失业问题恰是1970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更为突出，由以往70万发展到350万左右。这种状况至今无任何转变迹象。其原因是科技进步使经济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后)经济调整与产业转型明显，对日本而言更与其成为世界工厂后所致经济转型有关。

目前中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劳动成本上升已经在倒逼经济转型。上述发达国家趋势今后在中国如何表现值得关注。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是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老龄化。有多方面理由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就业形势更表示担心。

1957年中国耕地达到峰值时，农业劳力仅1.9亿，至今耕地减少数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但农业劳力2008年达到4.8亿，其中一产（即农林牧渔）劳力3.1亿（这是所谓“人口红利”？）。假设中国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一产劳力仅需1亿。加上目前城镇登记失业近千万，下岗者数千万，不难估计当前中国剩余劳力不少于2亿。

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

作者多次指出，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岁劳力的结果。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力占总劳力近60%。在这种状况下，学者高呼劳动力将短缺，似乎中国40、50岁人员不属于劳动力，实在匪夷所思。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还有许多必补课程。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岁大量下岗。40、50岁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动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会教会中国企业重新懂得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此外，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高端产业尚无足够实力，还在于与庞大人口相联系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假设经济成功转型使中国的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的经济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内生一个美国经济，涉及劳力也只1亿略多，另外还有7、8亿劳力。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实现大量工厂外迁，对中国讲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劳动成本上升，中国这些产业迟早也要面对国外后来者的竞争。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非日本规模可以比较，转型期中国怎样走出这种尴尬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近年国内外都有人热炒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其实，低收入时不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随经济发展会成倍膨胀，因人口差异，中印与日韩所受影响可以预计完全不同。例如，未来印度20亿人口达到今天韩国经济水平要包下今天全球GDP（背后是全球经济、贸易、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达到美国水平要包下2.5个地球。眼光稍远一点，印度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就业、贸易摩擦、资源环境问题等都将是尖锐的。当前，中国尚处工业化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过半，温室气体排放、制造业规模均已世界第一，已率先进入人口规模滞后效应膨胀过程，频遭反倾销等各方面国际压力。尽管开工不足，中国年产棉布已可供应世界每人7米，成衣人均8件，鞋子占世界70%，照相机50%，电视机30%，家电用品25－50%，手表80%，手机60%，微型计算机50%。中国各种小商品几乎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目前世界钢产量13亿吨，中国占6亿多，且钢材主要内销，由此可窥见制造业庞大规模（绝非内需可以容纳）。这意味着中国不少产品正接近国际市场自己份额，但城市化水平不足50%，5亿农业劳力不完全地转到二、三产业的仅4成多，印度等崛起则意味着对中低端行业的剧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