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简论中国人的专制人格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