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死北大

作者：阿冰

１．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但越南语却成为他熟练操纵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郎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
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言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几天的一连串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２．

上中学时，我们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怀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壁，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公分。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３．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
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再加上不接受美国救济，只活了50岁。据说，王先生所有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嗑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5岁。

４．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

５．
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一禾分到《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作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一禾和查海生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一禾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作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在天安门广场见到骆一禾。那时，我已毕业，在祥云公司作饮料销售经理。骆一禾和我之间，只隔着厉伟。厉伟是厉以宁教授的儿子。只要厉公子不和我说话，我便仔细端详骆一禾。

他是典型的文弱书生。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示威中，骆一禾太兴奋了，他竟欢叫着，瘫倒在张芙怀里。很快，骆一禾被抬上三轮车，在张芙护送下，穿过密布的人群，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后来知道，骆一禾是脑溢血突发，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1个月，衰竭而死，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查海生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６．
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

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我喜欢。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正在喝茶，储福军闯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由他召集追悼会。这个时候，储福军也已毕业，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会死。

我又怎么能相信呢?!

７．

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现在的经济管理系，当时只是经济系的一个专业。当时经济管理专业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葛维列的眼镜度数一定不浅，因此显得眼珠略略突起。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我在宣传部当常务副部长，他在社团部当副部长。毕业后，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三露厂当厂长助理，他却十平八稳，留在社团部，当了专职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儿施展拳脚，葛维列却恰好离开团委，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了“中帝公司”。

我们再次汇合是因为我和同班同学宓鸿在北京电台主持《京华人物访谈》直播，我们急需访谈对象，而葛维列恰好因为把美国硅谷一种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训模式原封不动挪到中国，一下子成了各报头版的新闻人物。

直播结束后，葛维列请客，大家议论纷纷，涉及北京电台下午4点到6点的时间为什么空着没节目，而这个时段，正是股市收盘的当儿。葛维列决定投巨资，开发这个空白时段，于是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听的《今日财经》。

《今日财经》后来如何运营，我几乎一点不知，只是在直播间经常碰到宓鸿和葛维列。那时，我已转到午夜节目《人生热线》，后来又脱身给《女友》杂志写专栏，再后来被中央电视台弄去。葛维列的消息越来越少，但听说，他的摊子越铺越大，情况喜人。

90年代过后，北大团委的主要官员大多辞职经商，而且很快都成了叱诧风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热线》时，曾专门为他们作了一星期的热线特别直播，即《儒商夜谈》，葛维列是所谓“北大儒商”中重要一例。

1995年，《女友》杂志全文转载了这次令在校学子欢欣鼓舞的谈话。第2年，《读者》杂志决定从《女友》摘转此文，要我给每位儒商的讲话起个题目。我给葛维列的那篇采访起名为《怀揣梦想》。

但实际上，此时的葛维列，已负债6000万，中华帝国公司被迫放弃《今日财经》经营。

1996年深冬，甘肃把《读者》杂志寄到专家公寓，正当我重看葛维列的《怀揣梦想》时，宓鸿惶惶地打来电话，告之葛维列已在北京官园宾馆吞吃大量安眠药自尽。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来的巨富中，葛维列头脑中涉及奢华的意识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几桩大事。他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位没有购卖私人汽车的人。

８．

过去，从学五食堂北侧向西，有一条通向货运场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学，行李就从这条小路，用三轮车，拉到本科生宿舍。奇怪的是，我入学那年，没有接站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样，在一连几天的细雨中，一趟一趟为同班新生拉着行李。新生们总是远远跟着，只有一个胖女孩，在车后奋力助推。她就是我们班的舒春儿。

老实说，这个班让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闷，毫无集体意识。能让我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舒春儿就是其中一位。

几天后，我拿着自己的相机和胶卷，带着大家去西校门拍入学照。大家依然三三两两，彼此离得很远。舒春儿跑到我身边问：“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关系，让我来改造他们！”说完，扭搭扭搭跑远了。

4年级时，我们班的确成了彼此温暖的集体。不夸张地说，舒春儿功不可没。每次开班会，大家多是站在一边观望，萎缩不前，总是舒春儿左右摇摆，奋力跳舞。她的舞，跳得不好，但让我十分感动。

舒春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那种女孩子。她不大专心学业，倒十分精于烹饪，作菜又香又快。我们班53个兄弟姐妹，都吃过她的佳肴。后来，她与物理系高年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就势嫁给了他。他被我们班男生戏称为“舒妹夫”。我和舒妹夫很快成了莫逆，经常在一起酒肉穿肠，烟雾缭绕，吃的当然是舒春儿烧的饭菜。

舒妹夫毕业后，留在校团委，作政策研究室的专职主任。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两人饥寒交迫，却恩爱有加。舒宅其乐融融，成了北大团伙的集散地。那时，最让人吃惊的是，舒春儿竟从胖女孩，蜕变成窈窕女子。

90年代过后，舒妹夫跳入商海，加盟Price Water-house，为美国经理提包，尔后步步擢升。日子因为富裕开始颠沛流离。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长训，舒春儿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调往新加坡，接舒春儿同住，双双换了绿卡。

但仅仅1年，舒春儿郁郁寡欢，充满心事地只身回到北京。

像从前一样，她盼望的还是同学们能时常聚会。不同的是，她的这种爱好比以前更加炽烈。好像好多话都窝在心里，希望通过同学亲情来冲淡它。遗憾的是，老同学们都已过了30岁，正是事业上拼命的季节，没人抽得出时间来陪她。

1997年元旦前，老同学曹永平说，石景山有个拜佛的好去处。舒春儿便强烈要求我载着他们同去。除了朝泥樽土偶行跪拜大礼之外，舒春儿还花了重金，请守佛人指点，主要是点拨家庭秘籍。守佛人如何点拨，我们不得而知。舒春儿把他拉到旁边的房子里，比比画画，听了许久。

出来时，舒春儿沉默不语，一脸严肃。

实际上，那天从车窗里向她匆匆挥手，竟是永别。

以后，我们再没见过。中间她分别呼过我们，但大家都太忙。事后问起来，我们中竟没有一个人给她回过电话。

不久，舒春儿返回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内地出差，让舒春儿扑了空。

1997年3月，新加坡警察发现舒春儿在宾馆里已悬梁自尽。此时，舒妹夫仍在福建办事。舒春儿举目无亲，死的时候，一定是孤独极了。

突然接到丧讯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从家里回中央电视台，不知缘何凭添一股怒火，我便开着吉普车，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狂驰，泪水不断打在方向盘上。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抽出哪怕一点点时间，给她一点点关爱，舒春儿绝不会死！

我跑上央视公寓的阳台，听着滚滚车潮，眺望万家灯火，冥想着那个曾在三轮车后助我一臂之力的女孩子。秋天的细雨曾粘湿她的头发，她曾奋力跳舞，曾在炉火边忙前跑后，常常是同学们都已酒足饭饱，她还没有上桌儿……

当我从噩梦中一天天醒来，凡遇北大同学呼我，我一律火速回复，不敢怠慢。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点漠视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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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我的生死北大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6/18,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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