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纽约客》中国来鸿：眼不见，心不烦的奢侈品广告

几个月之前，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开展户外广告清理整顿工作的公告，主要清理对象为带有”享乐主义，奢华主义”以及”贵族式生活”的广告。去年八月，沿海城市温岭禁止了任何”奢华浪费”式的葬礼，特别限制了旨在炫耀家庭富裕的汽车和花圈数量。

这则禁令并非北京的首次尝试――以掩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这两年中国正在面临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一亿五千万民众仍生活在每日消费低于一美元的日子里。本周的早些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实际状况与官方声明之间差距甚远的文章。今天，我将上述原则沿用到其他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容忽视且正在不断扩大的鸿沟，分割开了现实与官方试图构建的美好画面，这对公众意识还会产生毒害。中共知道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在2001年，朱�基总理被问及是否担心不断深化的鸿沟是否会导致的社会不安时，朱依据衡量收入分化的基尼指数回答：”还不会。”他说，只要基尼指数没有到达0.4这个”危险等级”，中国就没事。十年之后，基尼指数已经飙升得超过0.4，正式达到近0.5（虽然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李实相信危险等级应该更高――达到了0.53――因为调查中没有包括农民工）。

几年来，中国富豪们一直保持低调。在2002年，《福布斯》公布了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照片上人们不愿展露真颜。但是近来，诸多证据证明，那一时期已经过去。波士顿咨询集团第一次公布了哪些国家拥有最多的”超高净值”家庭的数据――”超高净值”的定义是任何管理着超过一亿美元资产的家庭。美国仍凭借最多的”超高净值”家庭数（2,692）处于榜首，随后是沙特阿拉伯以及一些你意料之中的国家，但是在去年的报道中，中国是此排行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超高净值”家庭数从去年开始激增超过30%并达到393个。当然，这不足为奇，但是报道中的一些细节值得注意：去年亚洲的私人财富增长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仅中国就将占亚洲私人财产增长的五分之一。

[富人们的]钱都会花到什么地方？比广告牌还容易被看到的地方：去年法拉利在中国的销量增长近50%，兰博基尼在中国的销量额增加了两倍。那么谁在开这些车呢？根据一个跟踪调查中国富人财富的机构――”胡润百富”的调查，那是一个年轻的、白手起家的有闲阶级。中国的百万富豪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九岁――比全球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5岁――而且，在这些富豪的娱乐活动中，高尔夫是他们的最爱。（中国百万富豪的平均差点是二十六，他们肯定花钱上了一些培训课，因为当他们过了一亿美元的门槛，平均差点就降到了二十四，胡润说。译注：差点是高尔夫术语之一，差点越低打得越好。）但这些钱并不都用于享受。五分之四的百万富豪称他们正在考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美国则是首选。（这点同样适用于党内精英，上一次遇到一个子女不是在塔夫脱或是耶鲁大学之类的大学读书的党内高级官员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

那么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回到中国以前的那种明显虚假的平均主义的日子。要解决根本问题，可以采取一些诸如间接税改革，征收资产收益和继承税等方法，但是禁止那些能体现出资源被错误配置的东西如奢侈品广告不是方案之一， 只是和中国官员以前那样以造假的丰收成果示人一样，是令人不安的自欺欺人的政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