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农建：西藏问题的前景与北京的选择
（2011-06-22）
| 早报导读 |
中国聚焦
周农建
不久前，达赖喇嘛宣布主动退休，而将政务交给新当选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洛桑桑杰打理。这表明达赖试图培养一个世俗活动家来接班，和实现政教分离的转型。尽管海外许多人看好流亡藏人运动的这一新动向，但实际上其长远前景并不乐观。
流亡藏人实际上面临三种选择：如果废除达赖制度，则等于是“自废武功”，北京可以趁机另立达赖，取而代之；如果修改达赖制度，改灵童寻访为选举制度，则等于是“自乱法度”，北京可以斥其为非法，而趁机以符合传统“宗教仪轨”的方式另立新达赖；而如果维持达赖制度不变，则届时可能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传统的藏人崇拜达赖，但年幼的新达赖要长大成人并有所作为，至少需要二三十年，而流亡政府又不可能接受未成年达赖的领导，于是出现宗教和世俗两个中心，自分其势。
即便两者合一而由流亡政府唱主角，其世俗活动家又不可能会有像宗教领袖那样的影响力。今日达赖每到一地讲经弘法，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和信徒，传道化缘两相兼得。试想，有多少人会去听一个世俗流亡活动家的演讲和对之朝圣般地膜拜呢？故而一旦现任达赖去世，海外藏人运动必定走向低潮。
流亡藏人面临的上述前景，大概是北京乐于见到的。长期以来，北京虽然口头上说愿意考虑达赖回国问题，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关门主义：一是提出一个明知达赖不可能接受的政治自杀性条件：“只考虑其个人前途问题”；二是无论达赖说什么，一律给其戴上“实质上是要求独立”的帽子。北京希望以这种拖延战术，让达赖在境外死后，西藏问题会自然消失。然而北京的这一策略却未必一定会如其所愿，使西藏问题最终消亡。因为达赖被拒之门外而在境外新旧更替，很可能使西藏问题长久化。虽然北京也可以在达赖去世之后，立一个自己选定的新达赖，但是当两个达赖并存时，北京选定的那一个，却未必一定会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
西藏问题的两个特点
西藏问题有两个特点：首先，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单纯和孤立。因为新疆问题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主义的广阔国际背景和周边环境，这一外部环境的深远影响，并不会因北京的策略调整而消失。西藏问题不存在“泛藏”的国际背景和周边环境，它孤立单纯得多，因而解决西藏问题也比解决新疆问题要容易得多，它较少受制于外部因素，主要取决于北京的策略选择，在乎北京的一念之间。
其次，西藏问题说到底其实仍是一个达赖问题。藏人数百年沉淀下来的政教合一的文化宗教传统，不可能会因为达赖主动退休和所授意的选举，在一夕之间改变。中国有一古老的政治智慧“挟天子以令诸侯”。藏人其实比汉人更为传统。达赖无论退休与否，其实都是藏人的“天子”。印度的达兰萨拉因为达赖的驻锡而成为藏人心中的圣地，流亡政府因为有了达赖而获得了影响藏人的某种话语权。倘若达赖回归境内，而继任的达赖又在境内产生，也就意味着精神圣地的回归和海外藏人运动的消亡。
解决西藏问题应有新的思路。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对民族、宗教人士采用驱逐的方式，效果适得其反。寻求长治久安、民族和睦并非只有消极排斥一途。今日达赖与流亡政府切割，无论两者今后实质关系如何，他目前的身份只是一宗教人士，这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操作空间，即不妨套用三十年前调整对台方针的做法，改隔空骂阵为欢迎回归，欢迎达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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