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陈漫清 张嘉衍 发自深圳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粘人的热风，聒噪的蝉声，裹袭着深圳的每一个人。
朱清时正“闹中取静”。身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没有现身考场，反而避在罗湖区某老式宾馆内，眼里闪烁一丝狭促的笑：
“昨晚，他们在教学楼三楼布置考场。今天早上，一大堆媒体记者堵在学校大门外，这些人不知道，工作人员早从后门悄悄撤离。我们的45个学生，没有一个参加高考。”
“他们”的具体指向，他以为毋须细言。总之，“这些学生比某些人高多了。他们应该感到汗颜”。
他还欣喜地获知一件有利于他的“理论武器”——网上，署名“晨雾”的作者所写的一篇文章《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变“合法”了吗？》。
他不禁坐在那里逐段引用，“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他们这次参加高考，是算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事实上，今年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作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者’的南方科技大学最终并未进入。因此也不可能列入统招计划。这些考生即便是参加了高考，也只能在统招计划内填报志愿。他们填报哪所大学都行，惟独无法填报南方科大。
“因此，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他们参加高考，也‘合法’不了。如果是教育部或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这些学生参加高考，这些官员们首先应当想一想，你们的要求是否‘合法’？而且是否合你们自己制定的‘法’？”
事实上，从中科大十年校长期间，到2009年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朱清时一直念兹在兹地寻求一种“法”，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里，回答已故大师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甘当教改实验的小白鼠”
……南科大从呱呱坠地就打出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和努力方向，也是我们引领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可以说，这是我们四十五名同学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念。我们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放弃了一切，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但是，现在教育部提出我们必须要高考，回到高考的体制下去。
这封信的作者在电话里自称“小李”，是“甘当教改实验的45只小白鼠”中的一员。
他说，这封《南科大一学生致社会公开信》是在5月30日晚上一气呵成，“紧随事态的发展，好些段落早在脑中构成”，贴在博客上的反响，如他所料——十分火爆。
“我做这件事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外界能够看清南科大的真实状况。告诉大家，想看我们实验的话，就给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我也不是反对高考制度。如果没有高考，农村山区的孩子怎样跻身上流社会？我们否定高考，是在南科大目前的环境里。所以，我在信上说，‘教育部做出这项决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他语气严肃。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响亮口号”，是今年2月，小李浏览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时看到的。
其上，也有一封公开信，即朱清时于去年12月15日所写的《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深圳市委市政府为南科大确定的目标定位是：“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定位既是深圳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和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必要探索，更是香港科大和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
……然而，按照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尝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把“自主招收高二学生”、“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
文末，朱清时还特别强调，“为了确保教改实验班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每位自愿报考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充分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实际情况，并与每位学生和家长签订协议书，以确保他们参与教改实验班完全自愿。”
“我的思想理念与南科大一拍即合。”小李直截了当。
恰好，他具备的条件也与南科大的招生要求相符，“一是去年报考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二是已完成高三课程，或其他学完中学课程的优等生”，而他是山东省某名牌中学“最好的一个班”的学生。
二月底，小李等来自全国各地共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南科大的招生考试：先面试，再笔试，最后心理测试。
想起公开信发表后，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质疑：“你们这群学生连高考都不敢考，怎么去学习那样高深的知识？”他颇不服气，以那次招考举例，“数学、英语、物理三门学科为主，这样的考试已将高中的知识全部涵盖进去，最能测试出一个人在高中的学习能力”
“面试时，每四五个学生一组，面对3位考官，需用英语回答，诸如‘力的作用’、‘为什么要来南科大’、‘你将来想做什么’、‘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等各种基础问题。
“笔试共分两轮。第一轮属高中内容，第二轮由朱清时校长与另外两位中科院院士张景中、陈国良亲自出题。3道考题关于勾股定理、几何与计算机。有趣刁钻。
“心理测试不发考卷。两个小时里，老师在台上讲解图形和字符的操作规则，每一道规则都变化多端，考生瞬间接受全新的信息，瞬间应用，测试我们思维清晰的保持度。做到最后，我觉得脑子都崩溃掉了，走出考场大汗淋漓。”
最终，小李等二十多名学生冲出重围，与去年12月中旬第一拨考入南科大的16名学生，一同成为教改实验班的首届学员。
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入学后，“考官”告诉他们，“你们这群孩子考得真差。但也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的一些思维模式是固定的，我们会把你们过去形成的古板思维方式扭转过来。”
“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感觉到自己确有改变。”这是小李在公开信中真心赞美，也使朱清时迄今倍感欣慰——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八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微积分不讲解严格证明，重在理解微积分的精髓和它的应用，喜欢严格证明的同学可以自学。线性代数由原清华教授张贤科任教，每次大家都学得叫苦连天而又乐此不疲。普通物理由唐叔贤院士和李元杰教授任教，两位教授风格迥异，唐院士从简单入手，细致入微，李老师上课则气势如虹，首节课开讲相位空间。计算机科学课则由四位老师教授——陈国良院士、董荣胜教授、姚天昉教授以及毛睿老师，各位老师风格各异，我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普通大学二分之一的项目设计。
英语课成为生动活泼的讨论课：第一阶段学习古希腊神话，第二阶段训练科学讲演能力。而社会学、国学经典导读等课程则发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对人生的体悟变得具体，对社会状况的认识变得深刻，其中受益，非亲身学习难以体会……
“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
“别人已在海里游泳了，现在为什么非得把他们拖回岸上？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再放到游泳池里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问道。如今，他不时回南科大为学子们举办开讲座。
他的发问是有所指的，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即南科大的“45只小白鼠”必须参加高考。
此前的一个月，朱清时作为哈佛论坛演讲嘉宾，在美国宣讲南科大的改革创新。他已预感将有事来临，“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大”。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非常反对。我们讨论的已是怎么应付，而不是参不参加高考了。”小李的同学郄博宇透露。
5月12日、14日，校方连续两天组织“动员会”——“在一所教室里，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人劝说。”
平素即使再累再忙，一个月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开会交流、在食堂饭桌上与他们亲切交心的朱校长，却在那时不见踪影。
“他们明着在会上，对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给你们上了一道双保险，你们还不干呀？你看看，教育就这样沦为一种庸俗的游戏。”而今说起，一向温和克己的朱清时不由痛心。
“他们一个劲强调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我们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已经选择好了，家人也同意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好，就让我们回去学习吧！”小李说。
虽然懂得拒绝的“语言技巧”，但学生的思想毕竟单纯，眼里揉不进沙子。
他们反感并揣测说服者的动机。今年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对外发布《关于公布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推荐选出的两名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将为正局级。此举曾激起一片哗然，有人直言，这是朱清时教改的耻辱，因为“去官化，去行政化”，正是南科大创建之初，许下的理念。
“是不是想拿我们当棋子，借此加官晋级？”一些学生将矛头直接对准主要说服者——最早由市里从深圳大学派遣，参与建校的一位行政老师，也是政府公布的南科大副校长候选人之一。
虽然我们的副校长正在产生中，但是他若没有改革的高度和勇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气魄，他将没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我们的候选人们注意。
小李在信中率性呼吁。事后，有不明就里的行政老师向他打听，这位写信者到底是谁，需要做做“思想工作”。
“就算他们知道是我，又能拿我怎样？”电话那厢，他呵呵一笑。
“我跟学生们讲，不要把所有人当成敌人。其实没人强迫你们。你们也要试图理解行政老师，他们是由政府指派，由政府开工资，对于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执行，不能反对。”校内，来自华中科技大，为学生们讲物理的李元杰教授说。
但对学生们的行动，他曾在教师会上第一个起身发言：“这件事足以证明我们的学生有独立思想。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以后只能更被动。我们要尽量向深圳市政府反映，南科大暂缓执行高考。这对我们学校，对于市政府都有好处。”
然而，为使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回归考场，深圳市政府特将高考报名截止日一再延后：5月31日，6月3日……
3日凌晨，郄博宇赶回了家乡成都。他粗算了一下，“已有二十多个同学请假离校。有的回到高中母校，为老同学作高考前的加油鼓劲；有的趁端午节放假，索性外出玩玩。留守校内的同学也决不会参加高考。”
到了6月6日，小李发来短信：“抱歉，我也回家和同学们聚一下。”
临走前，他言之凿凿：“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南科大一旦降为‘俗物’，我没法受到一流的教育，我不会死磕。我会在别的舞台上，坚持我们创校的理念。”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说不定教改又要等二三十年”
“道理很简单嘛，想想‘文革’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们跟这帮学生一样，十多岁，每天不用上课，被教导学工学农，给老师写大字报，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回头一看，才发现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6月7日，在深圳大学城附近的咖啡馆内，香港科技大学电机与机算机工程系教授李泽湘不以为然地大声道。
他大概怎么也未算到，南科大今天面临的局面。早在2007年以前，他、丁学良，还有香港科技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纷纷给深圳市领导写信，寄望这里能开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一样一流的高水准研究型大学。
“虽然我们人在香港，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在这里创业、生存。我们非常希望这事成功，中国也需要一所这样的大学。深圳也应吸收香港科技大的办学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将这所大学办得比香港更好。”他真心地说。
信件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他们相信官方肯定能够关注到。因为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上升势头，让深圳市政府颇感压力。前些年，深圳也办起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名校的研究生分院，储备了一定的人才。但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牌大学。
“所以，它需要办一所高起点、高质量，能带动其他学校发展的新大学。”李说道。果然，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及至2009年4月，明确该校选址南山区西丽塘朗山区，总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
硬件已然敲定，“核心软件”亟待开发。正如丁学良当初给市政府的建言中所说，这所尚未起名的新大学，不但需要一个好体制，而且要创造使这个体制能发挥力量的领导团队。
2008年7月，深圳市政府成立南科大（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采取委托一家在美猎头公司搜寻、校长遴选委员会评议评审、按照干部任命程序确定的方式聘任南科大（筹）校长。
按朱清时自己的话说，南科大这次选校长的方式，中国60年来从没有过。具体操作是，猎头公司与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该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专家学者。
其中便有日后说服朱清时重新出山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
此时，62岁的朱清时已卸下中科大校长的重任。他在中科大任校长的10年，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运转，各地高校大兴土木，大搞扩招。
圈内圈外热火朝天，他却异常冷静——顶住压力，中科大不建新园区、不圈地、不扩招；
“大学像官场”——他甚至反感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在中科大的迎评会上，不见鲜花相迎，讲堂上，供评估人员听课、坐的椅子也不设。
即使后来，他到了南科大，要依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安排，“一台电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来”、“学校修房顶的计划一拖再拖”、“一个好朋友想以企业挂名的形式，参与自助南科大”。骨子里，他依然不想让金钱进驻校园。
因此，他深获学界的尊重。他直言，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中科大的象征。
内心的遗憾，惟有自知，“我刚做校长时，雄心勃勃。想把教学水平提高上去。我在国外很多大学工作、学习过。我认为中科大、国内很多大学，跟国外大学最大差距是教学内容太落后了，所以我派很多人到全世界调研，组织新的教材。但没能成功，因为老师没有积极性。改一门课，使用新的教材，需要他们下很多工夫才行。可掌握新教材，他们既不能发表SCI论文，不能获成果奖，也不能评职称。”
他实施过第二项改革，“从全世界引进人才，建一流的教师队伍”。
“到校长任满时，我发觉还是不行。在国外，这些引进的人才按国外的规则运行。回到国内，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规则。我认识到，高教搞不上去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
2009年，全球遴选密不透风。待知道自己从两百多名候选人中胜出，获得南科大遴选委员会拟选，全票通过时，朱清时当即回绝，压根不见猎头公司代表。
“如果这时我去新的大学竞聘校长，中科大的校友同学们作何感想？我宁愿退休后，在书斋里清清静静，也不愿让他们心里受伤。”他坦言。
遴选作废，势必重选。两位老朋友刘盛纲、陈国良专程登门劝说：
“我们一生想做教育改革，但都没能做成，退休后甚感失望。现在中国，只有深圳特区可能准备好众多条件，让你来做‘实验’。机会千万不容放过，否则说不定，我们的高校教育改革又要等二三十年才会有新的机会。”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朱清时。在驶往南科大的车上，他说，对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从未放弃过。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这是朱清时在中科大时的名言。2009年教师节，他从深圳市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
他又跳上了“火车”————“我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完全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何况我还有一个希望，这些问题发现了还能想法化解，将来我们就能往前推进，也许真能建起一所研究型大学。”
“那时，南科大还没有办公室，在外面租下一间。我正式拜访朱清时，一推开门，两人相互对视，自然一笑。什么客气话都不用讲，直奔办学创新的主题。”丁学良回忆。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年轻时是个搞科研的人。三十多岁，成为最早一批出国留学人员。45岁当院士，直到50岁回到中科大当领导。我从未有过‘部下’这个概念，相应也就不习惯与下属沟通。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才明白，其实我对很多事情的思想深度明显超过了这些周围的人，所以讨论不起来。”朱清时向记者袒露自己性格中的局限。
在他的一位老友看来，这一局限会被他带入南科大，并为他本就艰难的改革之路内外受挫埋下伏笔。
“他现在很孤独。”此人说。
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清时担任南科大校长后极力推出的教革理念，如今看来，样样皆遇“拦路虎”。
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其中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
而从2007年深圳市政府筹建南科大到聘请朱清时担任校长，两年多时间，南科大未获教育部批准，没有拿到‘筹建’批复。等批复下来，再到可以“正式建校招生”，又需要1到5年时间。
朱清时在《致南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里写过：这些规章制度还规定，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当时，“筹建批复”静置他的案头，教育部刚批下不久。
期间，深圳市政府也曾为落实南科大的招生权，“经常去教育部”，但朱清时无从获知双方交流的信息，“因为从不带自己去”。他暗忖，“这个校长毕竟不是市政府系统选中的，没有亲近感。”
“深圳市政府聘我来后，市委干部没有认真听过我讲，我们的改革究竟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想主动找他们谈，但有些事谈了十多分钟就完了。再比如我遇到他们，大家也就是握握手，赶紧忙他们的事去了。现在的官员习惯于上级说什么，就赶快落实，很少有自己的主见，也很少动脑筋去想。我们南科大要做的事，如果不动脑筋想，确实想不明白，并不是很简单地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市政府想打造另一所香港科技大学。我来之后，就发现行不通，因为中国内地大环境与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科技大没有障碍，筹备时候就可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不行。我们先要争自主权，办学的权。”采访中，朱清时不断提及。
执笔公开信后，从去年12月18日南科大开展“招生咨询会”，实行第一拨自主招生，到今年3月，教改实验班正式开学，朱清时老了许多。
他每晚难以入眠，向丁学良倾诉，压力十足。开学庆典上，他累倒了嗓子，仍对丁说，他本不愿接这个活。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讲，如果南科大每一步都很顺利，那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别人都做过的，无所谓创新。既然你要创新，你要动体制，困难是肯定的。”丁学良说。
“到底是为反体制而反体制，还是为了培养人才反体制？”李泽湘质疑。
他以为，朱清时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正逢整个社会“官民对立”强烈，“一听到反体制，搞创新，社会舆论便会一边倒”。
2010年2月，李泽湘来到南科大，第一次拜访朱清时，主动请缨，要求成为建校队伍一员，“竭力促成南科大与香港科技大的合作”。其后，他在香港的同事李晓原、励建书也加入其中。
如今，他以自己与朱清时合作的经历提出，“如果站在教育部的立场，我也会考虑是否批复南科大招生。你要看一看香港科技大学，或者任何一所研究性大学在办学开始，要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什么样的层次，才能保证后来成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些，南科大做了没有？”
据李泽湘说，合作初期，他们就向朱清时建言献策，南科大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学术顾问。这些国际水平的学术顾问队伍的建立需要花时间，学校要组织一个管理框架，提供行政服务，还要有一个核心的学术团队。
他们为南科大的管理机制做了很多方案，设计了教师薪酬体系，并向朱清时提出，南科大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年轻老师，他们的待遇一定要出得起。
“我们把香港科技大、新加坡国立大学、MIT，还有深圳大学、上海密歇根学院的薪酬体系列得清清楚楚。”他们将关于建校的一系列周密翔实的报告呈交朱清时。结果，均无回音。
“为此，我跟朱校长有过一对一的面谈，以小组形式讨论，递交给他的presentation、PPT，我这里都有一叠厚！还是不行。”李泽湘比划道。
他说的这些，与离开南科大的一位教授的看法颇为一致，“朱校长不够从善如流。”
今年3月，为南科大服务一年后，深感自己的底线突破太多，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走时，他们“将学校种种问题，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做了5小时的面谈”。
“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夜色降临，朱清时声音低沉，略显疲态。
“李泽湘等人的办学观点是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专业设置。定下后再按计划，将教授一个一个调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去做。香港科技大在这个过程用了5年时间。可我知道，这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另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校还没有筹备起来，就可以招生？
“我告诉他们，南科大实际上是教改的试点，我们需要做一些体制上的突破。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要学生和老师背水一战——大家都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没有新生愿意来读书。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多高。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而不是国家发的文凭。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不是标新立异，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元素。但是这种共同元素很孤独，因为很少人理解它，很少人愿意真正为它奋斗。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21.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