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是重建中国现代精神文明过程中诸多尝试的一种，应该允许多方质疑与反思。中国政府应该让各地有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让社会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让各种健康的多元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条件，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
笼统“唱红”可能存在的三大隐忧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各地“唱红歌”活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有什么问题值得注意？
萧功秦：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世俗化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确实也陷入社会信仰缺失与精神贫乏的状态，要从社会上自然滋育出合乎我们时代需要的精神文化，既要待以时日，又需要给公民文化以宽松包容的发展空间，以便从公民文化中汲取新时代人文精神资源，遗憾的是，这方面条件还不甚成熟。30多年来，自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人们精神上的一盘散沙，从“红色文化”中寻求适合于时代需要的文化资源，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就成为一种正在尝试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些“唱红”提倡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也表现了他们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限定的环境里，众所周知，红色既表征着千百万革命者的优秀传统，也同时与“文革”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政治实践紧密关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与我们提倡的红色革命传统，共享了同一个“红”的概念符号。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倡导“红色文化”时，如果没有对“极左”思潮和新时期我们党的优秀“红色文化”做一个科学的切割，没有对“红色文化”进行理性的界定和划分，而笼统地“唱红”，我认为可能存在着三大隐忧：
第一，“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分享着“红色文化”的符号，当我们宣传“红色文化”时，会连带地、往往是不自觉地激活我们民族潜意识中的“极左”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正如历史上诸多被抛弃的旧传统一样，“极左”政治文化在真正死亡以前，先会进入一个假死状态。它会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潜伏在民族的深层思维与心理情结中。处于这一状态的文化遗存是最容易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与被“唤醒”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邓小平当年为什么会禁止再提“阶级斗争”，因为他深知“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潮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难以控制。“阶级斗争论”就是这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你只要打开它，就收不回去了。
第二，事实上，社会上确实存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他们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不公平的遭遇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理，对改革开放的消极方面感到失望，产生对“文革”的浪漫怀念，把想象中的“文革”代替真实的“文革”。从社会学上讲，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这就如同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中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一样。群众这种单纯想法，在“唱红”过程中，极易被仇恨改革的“极左势力”利用，形成极左派与民粹主义的合流，其后果就更为严重。众所周知，现在有些鼓吹“文革”的网站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借力发力”的。
第三，如果处理不当，由政府笼统地动员“唱红”，一些改革受损的人，以及“文革”中经历苦难的老一辈，都会在心目中产生一种对政府的疏离感，这种内心的疏离感，是在广场效应下的红歌气氛中看不到的。然而，它却是“唱红”运动巨大的“无形成本”，有可能造成对执政党的信任疏离。
用“健康的新文明”来代替“红色文化”这一概念
人民论坛记者：现在社会上对于红色文化，一部分人极力追捧，一部分人拼命打压，而相当一部分人冷眼旁观，甚至漠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背后反映了什么？
萧功秦：这种复杂的社会心态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所有的概念符号背后都是有内容的，笼统的“唱红”除了会被添加进“极左”的内容外，还有可能流于形式。红色归红色，但人们并不感动。这种形式主义化对形成社会共识非常不利的。比如你提儒家文化，要好一点，可能有些人认为其中会包含封建糟粕，但是不会像“唱红”这样造成共识的分裂。
在我看来，用“健康的新文明”这一概念，来代替“红色文化”更好一些。所谓“新文明”应该包含健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富有公民意识的公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以及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那些优质的红色传统与民族精神等等。
前段时间，我收到一位老朋友的信，这位朋友的祖父是某大学老校长，是位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文革”结束后，他为了引进一个知识人才，在没有公共汽车的情况下，80岁的高龄，一个人跑一个多小时到当地组织部门去洽谈。这种“身体力行”的老革命家风范，更能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是真心希望中国革命给中国带来幸福，遗憾的是，红色文化中这些宝贵的东西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出来，更多地变成了宣传方式中干巴巴的“光荣榜”。
发掘优秀的红色资源，重建价值体系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却引来如此大的争议，如何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形式，使之深入民心呢？
萧功秦：我们现在的文化体系包括红色文化，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容易造成审美疲劳。要探索新的方式，比如从人文情怀的角度来谈，那些红色革命者感动我们心灵的，恰恰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东西，因此要发掘革命者身上人性的闪光点。要从这一思路去发掘优秀的红色资源，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要试图把人类所有的健康文化都包容在“红色文化”这一范畴内，相反，应该考虑让“新文明”这一更广泛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换言之，红色文化传统应该是“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要培育新文明，不能通过官方红头文件上令下达来实现的，而要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文化，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理性思维。当前尤其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扩大公民的参与，全心全意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程序正义和结果公平。
我们的执政党应该是百花园里的园丁，危害人们心灵的“毒草”固然要除，但不能硬性规定花园里只能生长同一品种的花，要把红色文化作为百花园中的一员，接受社会和实践的考验。让各种符合新文明的思想拥有社会竞争的空间，通过优胜劣汰，成为我们“新文明”的资源，这需要我们用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发展自主的公民社团，这也是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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