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
清華女生蔣方舟會有意識觀察同齡人所思所想，問他們對艾未未、李莊、薄熙來……的看法；當同學大多在體制內裝糊塗時，她在校慶時給學校潑冷水，挑戰主流價值觀。
如果你在清華大學唸書，是學生會的成員，或者加入了哪個風生水起的學生社團，也許在某個活動或者某場飯局，你會遇到一個膚白貌美的姑娘……
她和其他姑娘不一樣。她會很直接地盯著你的眼睛，不打底稿地問：同學，你怎麼看艾未未？你相信溫總理說的話嗎？你，怎麼看政治改革？
沒 有時間打腹稿。不要躲閃她的眼神。如果你躲了，她知道你害怕這類問題，她會對你失望；當然，如果你講些陽奉陰違、不鹹不淡的說辭，她也會對你失望。你很緊 張，覺得她在觀察你。是的，她也毫不諱言這一點，她就在觀察你。而且是系統的、目的性很強的觀察。她自己都承認，「非常刻意、非常做作」，「沒辦法，天生 是個做作的人啊」。
這姑娘是蔣方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三的學生，出生於一九八九年末，游離在八零後和九零後的交界地帶，少年早 慧，九歲出書，十一歲出長篇小說，在進入清華大學之前，一直走「小清新」路線，「把自己洗腦成一個應試教育最和順的對象」，覺得「上清華已經是最牛逼的事 情」。
她自己也沒想到，在大學過了三年，她已經無法不談艾未未，無法不講李莊、錢雲會，無法不關心溫家寶和薄熙來了。這個轉變發生在大學 一年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課程上。「完全是反彈。我真是被意識形態圍追堵截之後，開始找一條生路，我又不想說我聽過就算了，我想證明你是錯的，想證明你不 能這樣教下去。你不能在課上堂而皇之就來騙我。」
她覺得現在，自己是「明白」了。她說自己目前最困惑的問題，不是中國往何處去，而是「對方會打什麼牌」。語態之成熟，儼然是混跡政論界多年的模樣。
但是身邊很多同學還「糊塗」著，或者是在「裝糊塗」。這讓她一度覺得非常非常焦慮。
「去年學校裏開始張羅百年校慶的事兒，把領導人的像一一搬出來，我就意識到，我在清華，我身邊，我周圍的同學，以後是會成為中國真正的精英階層的人。」蔣方舟說：「我開始有意識地觀察他們，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以後會成為誰。」
香港作家陳冠中的寓言小說《盛世》裏提到的那個一心要進中宣部的大學生「韋國」，也給了蔣方舟很大的啟發。她說自己身邊就有這樣的同學。她於是會更刻意地混進學生會之類的學生「官僚機構」，混進去和他們搭訕，聊天，「非常刻意且做作地去調查他們怎麼想，會怎麼樣」。
於是這是一幅很奇怪的圖景：一個作家的敏感成熟，一個青年的拒絕妥協，一個女生的八卦天性，奇異地組合在蔣方舟身上，她觀察同齡人，認真地得出結論，「有時候會失望，有時候會看到希望」。
許多人讓她覺得很悲哀，「他們對體制那麼順從，那麼主動地去接受，那麼不抵抗。順應各種潛規則，很輕易地去與體制共舞，而且舞得很漂亮。我真的很害怕這個。他明知不好，但搶到了算自己的。裝糊塗的人太多」。
「糊塗」與「明白」，是她給觀察結果劃分的座標，以這兩條座標軸劃分出象限，她大概把自己觀察的人分為明白的、真糊塗的、裝糊塗的、不能明白也不能糊塗的（明白了做不下去，糊塗了也做不下去）等幾種。
「左 右派的政治光譜不在我的考察範圍之內」，她說，所謂糊塗與明白，「也不是按照對執政者的憤怒程度去劃分的，並不是越憤怒越明白」。「比如也有那種茉莉花革 命的時候，整天傻了吧唧在宿舍樓下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拿個茉莉花茶的瓶子甩來甩去什麼的，我覺得這也是個糊塗腦子。」她又補充了一句：「還是很直 覺的判斷，是一種審美。」
「多數人其實很難劃分，他們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完全是個混沌的狀態。」蔣方舟說。
那會試圖把他們變「明白」嗎？（和她對話彷彿在地下黨接頭）
這姑娘猶豫了一下，說：「不會。」再猶豫了一下：「因為……太麻煩了……你還要去修改他們之前的設置……」然後，她哈哈地開玩笑：「我覺得這種工作讓韓寒老師去做就可以了，韓老師有一呼百應的群體性號召力。」
到此刻，你會明白她為什麼要寫那封《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了。在清華百年校慶的時刻，被許多校友稱讚，也被另外許多校友認為「非常不合適」的一盆冷水。
她寫：「清華，你好！」然後毫不客氣地說：「百年校慶快到了，逢此盛世，錦上添花的話也不缺我一個人來說，潑冷水卻是我所擅長的。」
「清 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幹部摸樣。……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 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 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 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有校友反駁，她並不太應答，「沒什麼太新鮮的」，而且，「他們的姿勢不好看」。在她看來，審美最重要，「我對姿勢有潔癖」，不管是倒地還是起飛，「拜託你的姿勢好看一點……」
她信任自己的判斷，但也會調適和修正對許多事情的看法。
如果說她前半年熱衷幹的事情是，「把真相擺給一些價值觀頑固的人看，雖然他們仍不承認，依然嘴硬，但會出現大概幾十秒鐘的沉默，你可以聽到他們價值觀破碎的聲音」。後半年，她覺得自己緩和了一些。
「我 覺得人是會變的。我開始想我對人性最底線的信任是什麼——我相信人都是會自省的，我也相信人對同類有天然的、動物性的同情。」蔣方舟說：「原來很鋒利，一 定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要不然就是犬儒，就是找藉口。現在我不這麼看了。所以前半年我忙著貼標籤，後半年，我忙著把各種標籤摘下來。當然，除了我真的很討 厭的那些人。」
變化的源頭，其實是因為愛情。這一年，二十二歲的蔣方舟第一次談戀愛了。一說起這事，這姑娘突然眉頭開了，笑得甜蜜舒展，彷彿剛剛有過的焦慮、緊繃、無奈、憤怒都不存在了似的。
「我沒有信任過其他人，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斷。現在我有可以信任的人了，我很珍惜這種外來的部分，原來我只活在自己的視角裏，我很珍惜他的目光。他會對我說，那些看法其實是不太對的。」
當 然，她和男友的戀愛，還是談得相當泛政治化。她說他們之間的話題，「一半是情話，剩下的一半，都在討論公共議題」。他們大致沒有分歧，除了為微博上救狗的 事兒吵了兩天架，「他是救狗派的，我說救什麼狗啊，人都不救還救狗，我是這個派的。吵了兩天，最後我妥協了。我還是被說服了」。
「談戀愛之後，人變得積極，戾氣沒有那麼重，會發現周圍人好的地方。」在作家、青年、女性三重觀察視角之外，蔣方舟又多了一重，帶著愛意的觀察。
當 然在清華大學，蔣方舟這樣的學生絕對算不上主流，即使在新聞系，也只有少數人願意和老師爭論「鴻忠搶筆」之類的事情。清華新聞系有一份自己的報紙《清新時 報》，用她的話講，話題的確很小清新，「菜價漲了多少錢，哪個老師來講座」，即使老師布置課題讓大家研究，「選的也都是學校裏的事兒：留學生適應中國適應 的好不好啊。」「這裏不關心外面的事情，不關心自己以外的事兒。」
她也不能和室友談論公共事件。她和她們講艾未未、講錢雲會，她們會說：「咦……怎麼這樣啊？」然後也沒什麼。蔣方舟說：「我一直在想，她們心目中的中國可能比真正的中國還要糟糕，她們可能會覺得，哦，這種事情，也很正常嘛。她們默認中國是沒底線的。我害怕這種東西。」
蔣方舟說，清華的校園文化是溫拿（WINNER）文化。所謂溫拿，出國、進投行，連追女生也是，「溫拿泡妞法百試不爽：OFFER在手，跟我走」。
非 主流的蔣方舟遭遇過非主流的「泡妞絕技」：「六四泡妞法」。對方是個六四愛好者——在今天的大學校園當然就更稀有了——「他四月開始追我，就每天給我發一 條信息，八九年的四月多少號，發生了什麼。六月三日，我們從公主墳走到天安門，『重走長征路』，他還帶我去找彈孔，外交公寓的牆壁上什麼的。」
當然對方沒有成功，「他以為我是一個和他一樣，很抑鬱很苦兮兮的小孩，結果發現我還挺歡樂的，很能不那麼義憤填膺。我願意知識性地去看這些事，而不是把它們變成加強你立場的東西。不能有受害者傾向，很容易你就會用敵人的方式對抗敵人，你會用謊言、欺騙。這些我不喜歡」。
對中國精英階層的觀察……當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工作，絕非在學生會吃幾頓飯就能完成的，蔣方舟明年畢業，她還沒有完全想清楚自己該幹什麼。
給清華寫信，亮出底牌
「給清華寫信，算是我亮出底牌了。」她說：「我無法退回去做一個作家，現行的體制下，人性都不正常，人對社會、對人、對動物，整個體系都不正常。我無法寫一個人性正常、價值觀正常的故事，我退不回去。更何況，作家不關注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是旁觀者還是參與者，我說不好，不會參與太多，但我一定會『在場』。」
在蔣方舟時而調侃、時而撒嬌，又時而被一種超出她年紀的成熟冷靜附體的時候，你會認真期待她的可能性。正如她對她「精英同學們」的期待。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1/0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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