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母”宋庆龄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为共产党员。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共服务，做情报工作。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作者：周幼马，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原题：秘密党员宋庆龄
今年5月29日，是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马海德和宋庆龄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作为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陪伴了她老人家的最后十年。宋庆龄是我最敬重的人。特撰文以此纪念。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的几年里，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根据已解密的档案推断，宋庆龄加入共产党的日期应该在1931年7月至1933年5月之间。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廖承志惊奇地望着她：“最高方面？”宋只说了两个字：“国际。”随后又补充道：“共产国际。”廖承志听后十分吃惊。宋庆龄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宋说：“好，只有十分钟。”她打开手里的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上了火，走出了房间。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共产党员。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关于孙宋庆龄（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宋庆龄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是周恩来在中央特科的主要助手，是专门负责处决内部叛徒和间谍的所谓“打狗队”队长。他的叛变使中共包括上海的地下党损失巨大，差点造成了中共地下党的“灭顶之灾”。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打入中统的共产党员，他在第一时间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及时通知地下组织机关转移。周恩来、钱壮飞、陈赓等领导同志全部撤离白区，中共地下工作基本停了下来。
不过，在上海还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每年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是苏联十月革命中攻打“冬宫”的指挥员，是1930年后共产国际在上海管理远东几国情报、秘密电台、经费的领导人。他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谍王佐尔格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又想到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命令下达给了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实行“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在牛兰被捕的两个月后，宋庆龄恰巧经苏联回国安葬母亲。那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国母，她出身名门，是典雅文静、娇小玲珑的贵夫人。弟弟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长，妹夫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元首，她自己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但在宋庆龄的内心，她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她当时“报国无门”，找不到一个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当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这名代表向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在季米特洛夫的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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