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律师业，真的孽

一个前现代的司法体制非要配一个现代化的零件，这个零件最后的结果是，破损或者成摆设。

这就是中国刑辩律师的宿命。

毋庸讳言，现在如果一个地方的书记要做成的案子，鲜有做不成的，可谓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律师如想发挥其独立作用，结局：前有李庄，后有北海四律师。律师有没有事，完全看体制内长官的自律谦抑。广西北海，前有许坤村长案，现在再出四律师三证人同时被抓，证明了主政者的强势，现代化的零件在强势长官面前，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冤如故。

其实，92年我刚开始从事律师业时，面对国家公诉人时，我们是国家辩护人，都是国家编制，国家发工资。在小平画圈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后，才需要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才有律师下海。

可是，您别忘记了，律师为经济建设服务，没说为维护人权服务。刑辩律师随着民商律师一起市场化了，民商涉外律师对手不是国家，而刑辩律师，即使市场化了，对手仍是国家，而自己，已经不是国家辩护人，是犯罪嫌疑人的律师。这孽债就如此种下了。刑诉法的几次修改，也都本着打击犯罪的效率优先，而保护人权的公平在后。

当市场化的律师面对没有改变的国家司法机器，稍不留神，即被倾轧。得罪公安，公安可以抓人，得罪检察，检察可以抓人，得罪法院，政法委可以抓人。唯一得罪得起的是，自己的当事人，所以，很多律师不做刑案，有的甚至为虎作伥，牺牲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如乐清钱云会系列案中的某个律师。

如何能改变这个局面？当杨金柱联络多个律师奔赴北海时，我依稀看到美国民权运动时，芝加哥的著名刑辩律师奔赴各地为民权案子、黑人权益出庭。不同的是，这背后并没有民权运动NGO伴随左右，律师协会在强权面前，其孱弱令人心痛。

当二杨（杨金柱，杨海鹏）拔高刑辩律师的道德时，我不禁想说，不是律师多么高尚，只是这个职业非常必要，要没有这个职业，整个刑事司法体制重新回到现代之前，大老爷明镜高悬，小民罪该万死。上海国土局副局长陶校兴受贿上千万，不要律师，结果就是一个无期。这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是唱着红歌回到前现代，还是咬咬牙，走向现代化，刑辩律师业，是个风向标。

佛教说，有业才有报。消除这个罪业，根本上，需要整个司法体制向上提升，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火烧眉毛的当下，除了刑辩律师自己小心，看清形势，慎重取证。最关键的，就是动员外地民间的力量，对强势的长官进行异地监督。最大的督抚，也忌讳清议的力量，毕竟朝廷之中也有健康力量。

一旦朝廷要动手，普天之下无异地监督，不过，清议仍有力量，有机会，仍要发声。观念的力量，有时就是扳道工。

至于有些案子，说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是否属于异地监督范畴？按说，朝廷以夷制夏，有的是办法，大国都崛起了，还怕个鸟！何况，反华势力这个稻草人用久了，鸟，他妈的，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