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应该是个实用主义高手，在中美之间他是依违有道左右逢源：他或者利用美国压迫中国给他粮食石油，或者利用中国诱使美国和他展开双边谈判提供支援。核武器就是他的道具：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就会把这套戏法玩下去。其实，他这种做法也不是匠心独运，不过是继承了他老祖宗以华治夷以夷治华的老套路而已。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
早在明朝时，朝鲜就善于在明和清之间左右逢源。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此同时，尊清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
“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朝鲜这种“清明”同尊的做法，当然好处多多：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明亡清兴之后，朝鲜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照样有声有色——不过，对象换成了在中国和西洋之间。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朝鲜一如既往地开展了他的两面外交：对中国，它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
，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
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总而言之，朝鲜一向擅长根据自己利益，在大国之间摇摆以实现其“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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