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城市化：何处是你家

 　　离四川省中心成都市数小时高速路程的大邑县内，中国游客在乡间豪宅里曲径通幽的庭院漫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掌权后不久，这个豪宅改建成了博物馆，用于展览罪恶旧势力。它曾经是虐待自己雇农而臭名昭著的地主刘文彩的家产。刘代表的阶级是毛所深恶痛绝的。毛许诺给还给广大贫农土地而由此登上权利宝座。

　　在毛泽东时代的巅峰期，这个博物馆就是一处圣地。无数红卫兵在这里给刘及其同类人开批斗大会。他们参观的重点是“走水牢”——一间水漫地面数英尺的小屋，据说刘曾在此囚禁反抗他的农民。另一个重点就是一组等身雕塑，有贫农也有凶恶的压迫者。据格澳洲国立大学学者勒米·巴莫尔（Geremie Barmé）叙述，属于造反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因为跟刘长得相似而被迫站在雕塑旁边作为活刘文彩让游客呵斥和唾弃（尽管没有严格要求必须这么做）。

　　这些雕塑今天仍被保留，但最近几年一股反思潮在大邑县涌动。地方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有所改变。但是在1999年由一位直言不讳的记者写的一本书重新审视了刘的一生才最终让许多人承认刘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差。博物馆指出那个水牢其实是政府捏造的。他投入巨资修建当地学校并出钱修建联通成都和大邑县的公路。去年在大邑县刘的孙子之一组织刘家后代在此聚会。他们曾经担心告诉别人他们有与刘留有同样的血脉。超过1000人出席了活动。

　　共产党执政后官员和复仇贫农对上万名地主的屠杀（不包括刘，他死于自然原因）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体系出现巨大改变。农民得到了毛对他们许诺的土地，但也只是短暂性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政府将土地收回并强迫农民加入土地公有的人民公社。这个灾难性决策的后果是上千万人死于饥荒，现在中国农村仍然没得到真正解决。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农民身份继承制上。农民能享受所有政策但就是进城找工作收到重重阻拦。

　　户口之咒

　　户口制众所周知如同一次性的种族隔离制一样对城镇和农村人口有同样效力，但是农民的待遇更差因为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而且农村工作前景一片黯淡。自毛泽东时代起户口制就受到了腐蚀因为那时需要大量廉价劳力给中国制造业燎原之势添加燃料。但是这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连同农村土地的公有制体系，它们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其正式发展之前很多年就严重受阻，也恰逢当时的中国急需通过提振消费带来利润。中国财政部的两名研究员，陈晓强和刘玲在三月份写到已经到了将土地归还农民手中的时候了，这样既能刺激消费也能缓和持续增长的农村暴动。绝大多数中国官员不敢直接这么说，但承认确实需要变革。

　　在2007年，成都和东南角邻居重庆得到授权进行试验。土地公有制原则不得更改，但是农民的权利得到确认而且类似农村土地市场的市场得到建立。在管辖大片农村区域，其中也有大邑县的成都市，当地官员称要进行新土改（暗示与瓜分刘地主土地的土改有很多相似处）。他们督促要保证农民最终能得到一直以来承诺的证书表明土地和住房的确切界限并且确认他们的使用权（农田遵从每三十年一换的更新合同）。

　　没有这种文件市场是无法腾飞的。至少在1997年就开始实施的规则就要求官员发布文件。但是美国民间组织，兰德撒（Landesa），称其在2010年中在17个省份与人民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44%的调查人员有一整套文件。三分之一的人根本没有什么证书。四月份，中央政府强制要求全国在2012年末结束证书发布。大邑县被选为成都市土地改革的先驱者，称在去年年中就把任务完成了。但是一个农民却大为恼火，称官员根本就没给她任何文件还在几个月前为了一个发展项目强占她的家园和土地。“刘是个很好的地主，”她说。“我希望今天的官员能像他一样好。”

　　成都和重庆已经迈进了一步。他们为农村土地衍生物开发市场，允许开发农用土地（例如，放弃一部分房屋面积）的农民转卖农用田使用权以利于城市化发展。所以开发商想在绿田建楼，而且绿地已经允许用于城市建设，要首先竞标地票，证明这片农田已经在别处得到补充。规定称农民能得到85%的收益。理论上讲，对于住在偏远、又脏又穷的地区的人来说这是好消息，否则他们就没法交付城市化扩张引起的增值。

　　这很难讲是革命性的。尤其对于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来说，对农民做好事似乎是早已算计好的。但是由于公有制概念仍然存在，这套系统就广受批评。地方官员有足够的动机来强迫农民放弃农房土地搬迁到更紧凑的住宅地来为地票交易制造空间（部分收益同样进入村政府腰包）。重庆市和成都市地票市场只不过是给几乎全国性的农民的悲惨生活趋势加了一层复杂性而已。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提出的口号）的名义下，地方政府把农民赶入新住宅区以便释放土地用于赚钱。官员证实这种做法是降低地方政府强制征收农田卖给开发商的动机。过去五年间，每年有二百万农民因为这种做法而失去土地，一名高级政府顾问三月份如是说到。新政策往往意味着农民要在没有后院的公寓里养鸡或者存放工具，而且到田地要走更远的路。

　　尽管地票得到政府批准，但是中央还是对其持有不同意见。去年年底成都土地市场突然停业。政府没有给予清晰的解释，但一名中国学者称高层官员担心地票交易不用于将土地首先转换成农田。中央官员担忧的危机就是完全不转换成农田。四月份市场重新开张，但是中央还是保持警惕。在重庆市，政府年度未开发农用土地售卖只有10%遵循地票体系。undefined

　　彻底的土地改革，也就是能让农民对农地价值注资并且在城市里建立长期和富裕生活（并同时鼓励更大规模农作），还是裹足不前。一个阻碍是意识形态上的：在其所有的经济教条主义里，党内还有很多人认为公有制是神圣的信条。私有化任然是个肮脏的词汇。更实际的担心是改革可能快速地被其意在限制的力量利用：贪婪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人们担心这些力量能利用任何改变使农民意识不到自己土地的价值，然后以比市场价低的价格卖出自己的财产。无数贫穷失去土地的农民会爆发，制造严重的不安。

　　北京改革派人士认为大多数农民比官员认为的要聪明的多。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加强了党领导警戒意识。多大两千万工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回到农村，中国的出口业急速下滑。给农民保留土地，许多官员相信，能让失业农民工不在街道逗留。如同官员经常在中国说的，“稳定重于一切。”

　　户口系统改革前景仅仅稍微好一些。成都和重庆市都在做相关的尝试。双方都宣称住在城市周边农村的农村户口持有者可以搬进城市区域并且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并且不用放弃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是重要的一步。尽管户口区划在大范围内引起公愤，农民还是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因为担心会因此丢掉自己的土地，以及住在农村能生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的优惠。实际上，重庆市和成都市制造出一个新的城镇居民阶层，他们能享受两个世界最好的待遇。但是户口改革的宏伟计划在官员加价之前就半途而废了。广州市和成都市几年前就放弃了改革成果因为担心成本过高。

　　成都市的计划颇具野心。地方官员预计给三百万人转换户口花销高达两千亿元（三百亿美元）。但是市政当局称其希望能将城市户口人数加倍，将一千万农村居民（其中一部分已经住在城市区域）在十年内转化成正式城镇居民。计划起步很快。自从去年八月份政府放松政策以来，已经给超过一百七十万人城市户口。但是有附加条件：他们要在城市里至少工作三年，或者五年，如果他们想把户口转换成重庆市中心户口。

　　这项改革仍然只是部分性的。成为重庆市居民的益处并不能转化到中国其他地区。而且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些政策意味着收更高的税，城镇居民会自取其辱。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也没有资源”鼓励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世界银行奎吉斯（Kuijis）先生如是说。

　　尽管中国官员对中国人口的定义是有接近一半属于城市人口，城市户口持有者数目只占35%左右。北京大学的张政认为最近今年迁至城市地区的人口被错误地认为长久居民。当达到三十岁四十岁之后，他们没办法再从事那种在生产线上麻痹大脑、高频率和吹毛求疵的工作，通常会回到农村去。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问中国吉林省农村户口持有者他们想不想把户口换成城市的。“结果很令人吃惊，”统计局一名研究员写到。绝大多数回答不，而且大多数去城市打工的年轻人称在他们年老后想搬回农村去。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城市化变得相对简单。正如中国骄傲的宣称那样，贫民窟和破旧城镇数目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在最年轻的人口群缩减的同时保证持续性的农民工向城市的净流入意味着给农民工更多的鼓励让他们更长久地居住下去（比如可支付性房屋和学校）。更多的财政用于此项投资，但还不够。地方政府要担当太多的责任所以它们尽量躲避。

　　城市称欢迎农民工，但是也面临在安置他们时不断遇见同样的问题。北京最近发布一系列不凡的举措来压制房地产价格和减轻交通堵塞问题。后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禁止农民工（占北京人口三分之一）购买房屋或汽车。在提高安全的名义下，北京市开始关闭地下室住房（通常被叫做蜗居），这通常是农民工居住地。中国称其希望进行城市化，而且它的确需要进行城市化。但是即便是某些阻碍得到清除，新的阻碍又会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