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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