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去年参观过乌镇，除了看到茅盾纪念堂外，还看到了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旧宅和她本人一座塑像。中共建党的会议后来是在嘉兴南湖一条红船完成的，如果没有这条船，党还会有的，但兴许就不会是今年红红红红火火、普天同庆的七一了（实则7.23日），也许就会改成八一、九一，都很难说。王会悟的塑像眉清目秀，想想此年，她刚刚23岁，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漂亮的好时光。此时，她的丈夫、上海代表李达也很牛，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还要高，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于1937年５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给他写信，总是很恭敬地称呼他“鹤鸣兄”。
可惜的是，这“鹤鸣兄”书生意气十足，有些不识时务，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到了1949年，才又重新入党，后来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这意味着，你承认以前的路没走对，入了党才又获得了新生，以后紧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踏踏实实地走就行了。可他执拗的很，当毛泽东需要一点“好的个人崇拜”、康生和林彪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时，李达居然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还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没有什么顶峰，如果有顶峰，还要不要发展？”
本来，文革之前的1965年，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还常常敢对毛主席大不敬，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是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到了文革期间，他又被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给揪了回来，扣上“三反分子”的罪名，严加批斗。
当年武汉三镇的革命群众，不分昼夜地来到武大声讨李达，并在李达的住处附近装上高音喇叭，以震耳欲聋、响遏行云的声音，组织一场又一场革命大批判浪潮。此时的李达，还是不思悔改，在家里边听边骂：“无耻！谎言！”，这一来，更招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冲天义愤，他们把已经七十多岁，病得无法走动的李达用担架抬到学校操场上批斗。到了7月，也就是建党45年的光辉节日，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直到李达卧床不起。未见稍减。此时，李达身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嚣张气焰开始大减，实在撑不下去了，就给毛主席写信，但这封信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豪气十足地妄称什么“润之”了，而是毕恭毕敬地写道：“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据查，李达受磨难的7月，离京8个月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赶往北京的途中，恰恰在武汉视察，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当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已经是奄奄一息的李达 “押送”去医院，然而为时已晚。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 76岁的李达死亡。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另据武汉同济医院院长，著名的外科专家裘法祖回忆，李达送到医院后，因其身份，没有医务人员敢去过问，孤零零地仍在一个角落里，凄惨地死去。也就是说，李达是在饱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又得不到及时救治后死去的。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说起来，毛泽东对这位“鹤鸣兄”不薄，其实，你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而已，你那些理论，与红太阳相比，算得了什么？充其量的不过是日光下的爝火而已。伟大领袖毛主席伸出一个小拇指头，就能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李达呢！所以，李达反对“顶峰论”，实在是书生意气十足的具体表现，等到知道“顿首”的时候，早就晚了。现在看看，距离李达惨死45年了，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无论何种“理论”、“代表”或“发展观”，到今天上边一声令下，我们不是还得扯着喉咙去唱红歌、去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亿万革命群众，不是还得乖乖地臣服在他老人家的伟大思想红旗之下吗？这不是顶峰，又是什么？起码没有那个敢妄称能超越的吧，在这上面，还没有“与时俱进”可言！
50年代，武大的法学家韩培德要调往北大，李达爱才，坚持不放，韩大怒，说：“武大有人要置我于死地，你不放我是害我！”十年之后，李达被逼上死路时，曾仰天长叹：“我确实被韩培德说中了，先是害了他，如今轮到我自己了！”
作茧自缚，这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迂腐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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