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对廖亦武的了解，原本打算写一篇长文《为文而生廖亦武》，但《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的评论《不流亡，也能去德国》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只得以聊天的方式向《环球时报》介绍一下廖亦武。单仁平是《环球时报》评论员，《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主办，《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我希望这个聊天也能一层一层的溯回《不流亡，也能去德国》的源头，堵死他们信口开河的嘴巴。
聊这个话题我很吃亏，因为《环球时报》打了招呼，《不流亡，也能去德国》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我也就不敢“原文附后”了，我只得在一通闲聊之后给其他旁观者一个链接，让他们去比对并思考。
过去，我在跟朋友们交流时谈过一个看法，叫：地球一根筋、国家一根筋、民族一根筋、人一根筋。意思是说，一切的运势和现象都是命中注定的，地球很美但它不会一直风调雨顺，它养人也毁人；同一个洲的国家也有极不相同的况貌，它能决定不同国家的存在状态；民族也是一根筋，印度民族是慵懒平和的、日本民族是勤奋精进的、美国民族是自信大度的、德国民族是严谨精密的、南太平洋岛国民族是混天度日的……一个人也是这样，他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做不做得好一件事都是与生俱来的。七十二行各有各人去落臼，落对了的，成事，落错了的毁一生。央视节目，我最喜欢看的是七频道的“农广天地”，有人就是放着好好的职业不干，要去搞农经，那里头讲养殖业、种植业简直是五花八门，无论成功与失败，当事人都是入迷上瘾、探索不止，我也常常是一边看一边帮着喝彩。这就叫“人是一根筋”。廖亦武年轻时干长途汽车司机，七、八十年代这个职业算是不错的，要是换了我老乐就干下去了，川藏线可以捎土特产品、可以喝藏红花酒，那时的汽车动力系统电气化程度不高，点火正时、化油器混合比、爆震燃烧等等都可以靠经验解决，除了拉缸、活塞烧死、半轴断裂，什么都不怕。可是，廖亦武他不是我老乐，他那一根筋在文学上，他做的梦是文学梦。
生活中的廖亦武是低能的，我没见他做过家务，同样的，我也没见过卡夫卡和梵高做过家务，我对后者的判识来自三野大木的《卡夫卡传》和欧文.斯通的《梵高传》。廖亦武不为家务操心，却可以又赶船又转车地去周忠陵家索取一盘庞德的原声磁带，他这种单边执着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异人异象。文学是廖亦武的血和命，他为文而生。在“六四”之前，廖亦武以废寝忘食的大量写作、大量发表而实现了自己的作家梦。他的文坛影响令他名气广驰，中国大部地区的文人都知道廖亦武而不知道单仁平，我这样讲并不是为了跟单仁平斗气，而是因为单仁平说廖亦武在中国“不太知名”。其实，廖亦武当作家不是为了作家而作家，他有许多东西要写，廖亦武具有性格和血质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躁动，早期的诗歌充满宇宙和人间大象，揭示着空间、生存、冲突、矛盾、死亡、再生、逃逸、毁灭等等繁复表象，而由表象过滤升华的意象又如达利梦境一般地演绎着它们混杂跌宕的过程却拒绝给出答案（作为诗人，他也无法给出答案）。他的诗歌用词硬朗有力，句式长且信息量大。这一切的由头与他童年所处的冲突混乱环境和自身的无尽幻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廖亦武是极为安静的、极为虚无的、极为避世的，他可以把想象中的静谧环境和真实的静谧环境作为狂躁心情的收束归依之地。如果他的命里没有很重要的文字须要表达，他应该是一个出家人，躲在深山与世隔绝。
“六四”把廖亦武雷翻了，廖亦武其实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也是不懂政治的，但是，“杀人”这件事把廖亦武激怒了，他本来就是一个爱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高更语）之类本质问题的人，眼见得钢铁怪物开进京城大开杀戒，这个刺激就不得了（我相信许多人在这一点上的感受是共同的）。他的眼睛充血了，他要呐喊—-为了那些人肉酱和遍地流淌的污血。这于廖亦武而言完全不是政治情态的反映，只是血质诗人的本质和本能反应……他后来的所有不幸均源于其诗人的单纯和对政治残酷性的无知。诗人何晓竹说过：“把廖亦武打成反革命是个笑话。”是的“反革命”一词，廖亦武担当不起，《我的证词》里边“梅花党”的成员才正是。可是，当这个国家级的笑话加诸于一个诗人那就超越了笑话本身而成为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
坐牢受迫害成了廖亦武写作的里程碑。在那样的环境里，文人是很容易崩溃的（例子不少），但是，廖亦武的血质和气质支撑着他，他不甘心，依旧顽固地观察和写作。为文而生的人放在哪里都要本能地行文码字，更何况，他有着强有力的文字表述能力和自己的语词风格（准确、洗练、厚重）。廖亦武的写作和他的遭遇是不是宿命？我曾花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是：是的。因为，他的人生之途有好几次方向变故却并未能改变他。他因写作而头破血流，又因头破血流而扎得更深。与监狱的较劲不但历练了他这个人，还历练了他的文字、视角和表达。廖亦武式的宿命因了语言这个符号，表现出了令人感叹的张力！他跟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老是搞不拢，老是闹别扭，这里头的原因是：国家只注重自己的统治，廖亦武只注重自己的写作和写作对象（一般人、被遗忘的人）。这是一个根本的冲突。不是我拉偏架，这里头完全是国家不对。
这次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我的证词》正是廖亦武坐牢的产物，这本书的轰然出版说明人们对自由与专制的界定和认知是世界性的、无国界的。因一方面，这本书与国家所施与廖亦武的无耻迫害拉开了空间距离形成强烈对峙。换言之，这个正常的、必然的镜式反映正置于东方中国对面的西方世界，让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都能在其间寻觅自己的面容和灵魂。廖亦武生活过的涪陵山区有一种剧毒蛇叫岩头斑，银灰色，出入于石灰岩的灌木林之间，咬了人，伤者必须立即断指保命。龙塘乡的石夹沟有一位砍柴人在砍柴时被岩头斑咬破手指，他立即把手摆在岩石上，挥刀断指，然后又挥起一刀斩死毒蛇。他活下来了，手指也残了。第二天，他去被蛇咬伤的地方用棍子拨弄和观察那条毒蛇，唏嘘不已。廖亦武跟收押他的监狱的关系就是这个砍柴人和毒蛇的关系，他写《我的证词》就是用棍子拨弄和观察这条毒蛇。廖亦武展示毒蛇没有错，至于那毒蛇由政治所豢养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廖亦武无关。
廖亦武出狱后为生计而奔波，他曾在电话里告诉我，那时他“很想找钱。”其实，廖亦武从监狱出来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绝不是什么作家之类，相反，作家是被人嘲笑的。如果写作不是廖亦武的命，他便会识趣地埋首找钱，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富人。可他一直就没有停止写作，只要能写，他什么都不顾，他的命和荣誉都在笔头里—-尽管那时他的书是以手稿形式随他流浪，兰登书屋还未成为他事业的驿站。
所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都没发现对廖亦武嫉妒、中伤和不满的人。《环球时报》的《不流亡，也能去德国》及其五毛跟贴是第一个。这不奇怪，反逻辑的人也可以昏头胀脑地反自家逻辑。毛泽东在延安说过，文学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廖亦武的“底层系列”、“地震系列”、“地主系列”“狱中系列”都是源于生活，是他的生活凝结成了他的文字，这并不违反毛中国的文理逻辑。如果谁看了不顺眼那也只能怪生活本身，是这个基点（或基层）出了毛病。年过半百的廖亦武其实很有定力，他是一个独立的、有主见的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见证性作家、一个记忆工作者。这是一个性质客观、不偏不倚的职业。周忠陵几个月前与我通电话时说：“告诉你，老乐，廖亦武现在不是一般的底层。”我完全听懂了这个语病严重的话里边的全部含义。廖亦武不投政治的机，也不借政治拔高自己的价值，头脑非常清醒。他两次出国都没涉及政治话题，为此，令对他期望甚大的民主人士都感到些许失望。他依旧是一个独立的底层作家。
但是，我吃惊地发现《不流亡，也能去德国》在很有心机地把廖亦武逼成“流亡作家”，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的廖亦武依然摆脱不了政治的高压。正应了我另一位朋友巴铁的父亲所说的话：“你不找政治，政治要找你。”巴铁的父亲是局级干部，深谙政治之道。《不流亡，也能去德国》是很有时间选择地针对廖亦武所发出的政治宣言和政治通牒，随着它的公示，国门在廖亦武身后戛然关闭，而这个“责任”却转而要由廖亦武来承担。单仁平的行文，一看就是行家里手但却不是高手。他巧妙地设置的逻辑圈套—-“不流亡，也能去德国”—-套不住廖亦武，因为廖亦武的护照上盖了出境章，他本人也没亲口宣布他要流亡。如此一来，被动的是《环球时报》。我假设，要是有一天廖亦武真的当了流亡作家，那一定是国家对他关闭了大门而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初衷。作为朋友，我则更担心国家一旦为他重启回国大门时是否暗地里张开了监狱大门虚屋以待？《不流亡，也能去德国》是一篇比文革时期更冷血、更阴险的政治高压文章，在在传达出可怕的信息。
廖亦武的骨髓熬出来就是这几本书。文学，真的可以是一个作家的命，不信，可以看看川端康成结束自己的原因。单仁平希望廖亦武接受中国当前的政治，这很勉为其难，别的大道理都不说，中国的政治监狱自今还关押着他的好些朋友，他如何能认同这个政治？再者，廖亦武本质上是个文化人，真正的文化人对二杆子政治是不屑的。他出国带了两本书：《易经》和《史记》。这再一次证明廖亦武是个有别于常人的异人。单仁平真是鸡同鸭讲，辛苦了。此外，《不流亡，也能去德国》把许多东西解读和夸张得过于复杂、过于深刻—-活像《人民日报》社论的腔调。出版书籍的事情，大可不必搞成这等规模。
廖亦武赴德是因为一个命定的作家遇到了有点儿眼力的国际书商和有点儿人性包容的国际读者，他出席那些场合就像《建党伟业》的明星们出席这些场合，差别仅仅是：彼此是反着的。
2011、7、22老乐于澳洲。
附《不流亡，也能去德国》链接：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7/1826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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