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被誉为现代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东方和西方的交汇点。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比例在74%以上，但英语是新加坡的“第一语言”，这大大方便了新加坡接受西方文化。早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就已经奠定了议会政治，1959年自治后，新加坡确立了英国式的民主政治框架，不过，李光耀及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却带着东方威权主义特色。东西方文化要素的混杂，没有让新加坡不安定，相反，新加坡社会非常和谐，非常有秩序。为什么呢？
新加坡政府非常关怀民生。李光耀强调指出：“政府的责任，是确保经济成长和全体人民都享有良好安定的生活，你们的子女，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技能，更好的社会和医药设施。我们应朝向一个更公平和更平等的社会迈进”，新加坡将“永恒地谋求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人民行动党把民生目标写入了“党章”：“通过民选代表和民主政治，保障及促进人民自由和福利”、“按功酬赏、敬老扶弱、体恤病残”。新加坡政府把民生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新加坡人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创造最好的条件；致力于造就一个人人相互尊重与关怀、充满爱心与凝聚力的和谐社会”。新加坡的党和政府绝不是花架子，不像有些国家那样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头来把国家搞得民生艰难。新加坡政府和领导人可是真刀实枪去落实自己的承诺的。
在住房方面，新加坡300余万常住人口中，有9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住宅，其中大部分是购买政府的公共组屋。这个比例远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居民拥有自己住房的占62％，法国51％，日本62％。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年之内就有能力购买住房，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购房津贴。
在教育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1990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3倍，教育投入却增加了15.6倍。2002年，新加坡教育支出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9%，而当年GDP的4.5%。这个数据可以和中国比较一下。早在1993年，共和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提出把教育投入提高到GDP的4％。但奋斗了近20年，中国教育投入只达到GDP的3.5%。
在医疗方面，新加坡拥有世界级的医疗保健制度，在东南亚备受推崇。1983年以前，新加坡医疗制度承袭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旧制，政府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让人人享有健康保障。198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国家医疗计划》，建立个人保健储蓄账户, 建立第一条医疗保障线。它要求每个新加坡人都必须将每月收入的6-8%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雇主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直至退休。为解决部分重病及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费问题，1990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健保双全计划。由于参与者众多，重病及长期慢性病患者就无须缴纳很多保费，却可享受到高额赔偿金，减轻医疗负担。这是新加坡的第二条医疗保障线。1993年，新加坡政府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两亿新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保健基金，帮那些没有保健储蓄、或储蓄金额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的贫困群体。需要保健基金援助的病人，可通过社区提出申请，经保健基金医院委员会评审后，会得到医疗救助金。每年有20多万人提出此项申请，批准率高达99.6%，也就是说，困难群体只要提出救助申请，一般都会得到批准。这是新加坡的第三条医疗保障线。通过3条医疗保障线，新加坡织起一张无缝的医疗保障网，民众不会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得不到治疗，也不会因巨额医疗费而陷入困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自豪地说：“新加坡人不会因贫穷而得不到医疗护理”。
新加坡政府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基尼系数，她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而不是冀望于改算法加以掩盖。2011年，新加坡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该报告显示，新加坡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472。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把新加坡政府给予个别家庭的资助以及家庭缴付的税务计算在内，新加坡2010年的基尼系数将由0.472缩小到0.452。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基尼系数偏高的情况下，采用水电费回扣、就业入息补助、医药津贴等多项计划，为个别家庭，特别是低收入者“添加”收入。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联合国预期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为0.52。
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要让老百姓活命，能够生活得下去，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这需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阻止自己的国民上访、告状、申冤，那么小矛盾就会酿成大矛盾，最终火山喷发。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其境内适用英联邦的法律。独立以后，新加坡自主立法，建立起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它不仅坚持了绞刑、鞭刑等刑罚形式，对腐败官员还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新加坡非常严格的执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新加坡，本国公民一旦犯罪，毫无私情可徇，不管是职位显赫的高官，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过去不少高官因贪污受贿被拉下马，如首席部长林有福、开国元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兼电力署署长崔汉添等。同时，外国公民或法人在新加坡犯法，新加坡同样是严惩不贷。1994年新加坡高等法院以“涂鸦和破坏公物案”判决美国少年迈克•菲坐牢6个月和鞭刑6鞭，尽管美国总统克林顿屡屡求情，新加坡仍不受干扰，依据新加坡法律认真执行。
新加坡是施行严刑峻法的国家。新加坡卫生规章规定，发现谁家有蚊子，第一次即可罚款50新元，最高罚款达1000新元或处三个月徒刑。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禁止”的告示牌，上面标着违章罚款的具体数额。如乱丢垃圾，罚款10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酒后开车罚款10000新元，并监禁1年。因此新加坡被称作“A
fine, place”，一语双关，意思是新加坡是“一个美好之地”，也是“一个罚款之地”。对于犯罪行为，新加坡法律更没有手软。法律规定，只要拥有15克海洛因或30克吗啡，一经查获，即视为贩毒，判处绞刑；作案时开枪的案犯一律判出绞刑；非法持有枪支者，判出监禁5到10年，或至少处以6下鞭刑。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的法家。不过，人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法律的详细、具体，没有多少营私舞弊的空间。
为啥要施行严刑峻法呢？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6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为其政策辩护说：“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旳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则不可能发挥效用。现在的社会日益混乱，必须制定严厉的新条规，以便维持秩序，否则，社会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在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下，新加坡人民相当守纪律，犯罪率非常的低，成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夜晚走在新加坡城市里无需担忧。
新加坡不仅有秩序，还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家。在1960年至2010年间，新加坡的GDP实现了年均7.7%的高速增长，2010年更高达14.3%。新加坡也由此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小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偶然的，从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开始，新加坡政府及其领导者就一心关怀民生，自觉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她从不发动群众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满大街喊自己是什么先进性的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怎么样，就像天上的月亮和太阳一样，任谁都可以瞧得一清二楚的。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一个花园般的城市，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近几年，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或者考虑移民，新加坡是他们首选地之一。要移民，这让很多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气愤。可是,谁又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之中呢？这就是孟子说的“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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