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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人性之恶与政制之殇

标签： 邵氏弃儿 道德危机 计划生育
● 许章润 （进入专栏）

关于“邵氏弃儿”，最先得知是从《新世纪》的报道，当时看了虽不感意外，却极受震动。今天听了张进主编的介绍，了解到有关本案的一些背景资料和未曾知悉的细节，依然心头震颤。
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无论是在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的意义上，也不管是基于体制立场抑或个体视角，更无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径，此案“伤天害理”，一切当事人均毫无任何辩护理由。而政法体制至今未能有效启动真切问责，致使国民的公义愿景落空，政体德性流失，规范伦理严重虚脱，彰显了既有政体和这个国家的真正危机，也是事关当下国民人性的道德危机。

I

公权力弃置公共产品提供者主角，却孤自标立经济主题，蔚为利益主体，明目张胆地服务于自身的逐利冲动，导致逐利行为的体制化，是晚近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本案首先讲述的当下中国政制生态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犹如人体溃疡，见微而知著，此一问题，将体制公器之恶质化彰显无遗，乃是政制的溃疡，也是政治的创口。它们随着市场进程的深入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嚣张而凸显，却是权力本性使然。如同刚才张进主编介绍的，计生部门逐利行为的体制化采行两头并进之势：一头是你超生我罚款，多超多罚，只管罚就是了，先吃一口;另一头是制造“弃婴”，倒卖“弃婴”，再从超生或者“弃婴”中吃一口。算下来，里外通吃两头赚。所有公共权力部门都有辖地，各有油水，唯计生部门无生产功能，亦无经济性审批权力，但却卡住了“人口”，竟然藉此捞油，等于做起了人口贩子，真叫人无地彷徨。
此番看似行使公共权力，实则逐利驱动下的公器私用，而且是体制化的一条龙寻租套利，使得公权力、公器的大众预期彻底瓦解，事实上将“权力与人民”的对立，“利益和人性”的紧张，具体化了，地方化了，当下中国化了，或者，“邵氏化”了。在此，可能为迄今的讨论者所忽视，实际上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以组织的名义”如何如何，今天听了介绍，始知此番“逐利的体制化”恰恰是“以组织的名义”。实际上，公然逐利的名头是“维护国家计生政策”，而且采取了计生干部、村乡两级政府、派出所、相关外事部门等一条龙的公权力配合运作，心照不宣。个人及其牟利冲动经此组织化和体制化而隐匿不见了，一切居然冠冕堂皇，所有的恶行和交易俨然堂堂正正。所以，它是基于个体的利益驱动而来的，却又不是个体性运作的，相反，的的确确，是“以组织的名义”，动用的是体制的力量。更为令人恐惧的是，同样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和“体制”似乎默许、容忍甚至怂恿了个体“以组织的名义”作恶。——是呀，计生工作得罪人，不好做，没人愿意做，或者，是“秃屁股”、断子绝孙的事，不给他们点甜头或者宽松的政策，谁来干这份差事呀!就像“火耗”，是大清公然容忍各级官吏的好处，否则，银子更是上不来。一旦“火耗归公”，谁都没了积极性。在此，个体和组织各有所图，各得所需，相互利用，彼此倚靠，早成利益共同体。计生部门不过近水楼台，靠山吃山，临水吃水，终拿母婴开刀，叙说了一个利欲熏心的资本初临时代，世俗化世态到来的疯狂时刻，个人、体制和德性全面溃败的中国故事。说是转型期“阵痛”的表现自然沾上边，直指政制的失控、腐败和国民的腐化也有道理，而终究演绎出了当下中国式的恶之殇。
我注意到本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公权力行使技巧化”的重要进程，就是除开“以组织的名义”外，公权力的体制化逐利行径采用了某种“法权技巧”。本来，权力行使的技巧化是一种权力的自我现代化现象，伴随着科层制和官僚制的降临而来，使得一切个体性、人情化和例外，无所遁逃。置此情形下，比方说，过去计生干部到你家，动辄径直野蛮扒房子，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人、打人、关人;产妇不在抓丈夫，丈夫不在抓爷爷奶奶，关起来，看你要人还是要孩子。不少农村妇女是被绑到医院，强行施行结扎手术的。权力的狰狞面目怒向霍布斯的“杂众”，毫不遮掩，甚至有意凸显，以收惩戒威吓之效。据说，少数乡村医院发生过将新生儿当场摔死的事件，或者，经由注射某种药物，使得婴儿刚出生就“自然死亡”。不少传闻都讲述了乡镇医院的医生和计生干部合谋，以致孩子一出生就“自然死亡”的故事，相信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套野蛮行政逐渐退场，或者，伪饰化了。狰狞虽然依旧，并未全然遮蔽，依然直接进屋抢孩子(叫做“没收小孩”)，但是不少时候，至少就本案来看，却转而“技巧化”了，“法权化”了。公然抢夺“弃婴”的行径犹然，但多数时候采行了法权技巧。比方说，以“超生”或者未交什么费用的名义，以及“收养”和“国际收养”的制度文饰和环节，在匿名化、非个体性、体制化的“程序”之下，行反人类之恶行。利益驱动下的逐利行径就这样包裹上在他们看来似乎义正严词、合理合法的外衣。因而，“制造弃婴”与“被弃婴”，成为这一体制行为的一体两面。如同莫斯科中央艺术馆前公园内的极权主义雕塑园，陈列着斯大林和昔日克格勃首领的雕像，但经由引入“艺术”逻辑，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一条玫瑰路和咖啡馆的“艺术公园”，所有不愉快的历史记忆遂在“艺术”面前风雨飘摇，被害人与加害者一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和历史意味。本案制造弃婴并据此牟利的罪恶行径，技巧化为贯彻计生政策、一切为了基本国策、按照“组织”部署的“合法行为”，致使体制和德性双重遭殃，个体与社会齐齐沦落。

II

那么，这个体制是如何应对个体在此之辗转腾挪的呢?或者说，经此一役，体制本身又有什么变化呢?在我的记忆中，晚近十年间，媒体曾经报道过大规模的贩婴行为，甚至有广东和台湾的老板以“婴儿汤”补身的传闻。好像几年前崔卫平教授专门为此秘访亲观，痛陈檄文，一时间读者云集，泪如雨下。四川某地“购买”精神病人，转手卖给私立精神病院，后者再将病人作为廉价劳力发往外地承包工程，是近年发生的又一典型案例，时隔不久，大家都还记得。凡此案件，表明了一个共同问题，也是此处所说的既有体制的一大蜕变，就是公共权力的“私性化”和“准黑化”。它已不再是公器，相反，经由局部流失、分包的方式，逐渐变成了私主体逐利的行头。私主体的逐利和公权力对于权力的批发、分包，彼此勾结，“互利共赢”，将这个体制“私性化”了、“准黑化”了。流行语所谓“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首长化，首长权力私人化”，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惟不限“首长”，实则包括各级各类胥吏。凡掌一角，既卡又拿;既占一位，必沾其溉;扭捏之间，权利两得。
本案中，凡此两“化”与两“得”体现得也很充分。高平镇计生办对于“超生”或者“非法收养”的婴儿，以“没收小孩”对应。其方式是工作人员直接走乡入户，“抱走”了之。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至于数额多少，如报道所述，并无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仅以该镇袁朝容为例，他于2004年收养一名弃婴，翌年7月28日，计生干部“以非法收养”为名入户夺走孩子，称需缴纳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该镇袁名友的情形类似。据他向《新世纪》记者叙述，“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说我非法收养，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不会放人。”两名女婴后来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经由“国际收养”到了大洋彼岸。在此，可以看到，“计生政策”和“计生办”均已成为敛财之具，对于“没收”来的孩子之利润前景，计生人员和福利院都心知肚明，而彼此为用矣!如此这般，公器私用，狐假虎威，牟利套租一条龙嘛!

III

由此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也是令人深感无边悲哀的一件事情，透心凉，就是现有国家体制下，公共权力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曾几何时，中国体制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是利用剪刀差、城乡分治、户口等各种准种姓制度和治理技巧，落实在人身剥削和经济掠夺。但是，最近十来年，随着城乡流通频繁，农民生计逐渐有所改善，我发现，此种剥削居然已经发展到(转型为……?)反人类、悖伦理的境界。比如在城市，基本上不会发生“邵氏弃儿”事件，似乎公权力不敢作如此梦想。但在乡村或者乡镇，居然了无顾忌，胡来，表面看来似乎匪夷所思，实则透露了共和国的天空下，农民依然是二等公民这一残酷现实。市场经济多少解放了劳动力，特别是改善了它的自由出卖的可能性，而为农人谋生开了一条缝。但是，在伦理、政制和行政诸端，依然不把他们当人，依然处于受损害与被侮辱的位置。——本案说明，损害和侮辱他们还不够，居然对他们进行超人身的代际伦理盘剥了!老天爷，雷公地母，你们说说，天理何在?
据说，在一些乡村，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行业、专门有一种人，沿村“收破烂”。就是专门收弃婴。弃婴略分三种：一是有生理缺陷的，生下即被抛弃;二是未婚先孕的，出于压力，丢弃了事;三是女婴，可能是重男轻女观念的牺牲品，更有可能是迫于计生政策，为了后面还能再生男婴，只好“牺牲”掉这一个。有人说收了后可能是到外地贩卖;也有的说是拿器官卖钱，可孩子太小拿器官卖钱好像不太靠谱，但也不能绝然排除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向国外的收养机关出售，而且可能存在“中转”现象。比如你负责这个村，他负责那一片，然后再交转给上家，至于最终落向何处，在所不问，全凭产业链运行。就像各地都有收猫收狗的，偷猫偷狗的，集中一批，往广东运送一批，其间靠的是一条龙产业链，几经辗转，最终可能出现于“老广”消费者的餐桌上。
朋友，此种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不是什么新鲜事嘛，其实早已流行国朝。君不见，几十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的女儿卖身，农民的儿子卖力，卖了这一代再卖下一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嘛。有理论家证说，这是“中国模式”呢，好得很呢!事到如今，身份的代际传承和复制，不论是富贵还是贫寒，居然流转不息，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距离“健全而惬意”依然路途遥远。在中国社会结构城乡二元两极分化的状况下，农人常常是牺牲品，似乎早成惯例，大家视作理所当然。比如，经济危机来了，乡村成为剩余劳力的“蓄水池”，等于将负担无偿转嫁给农民，使危机移形于农村。一句话，农民作为一个超弱的群体，一盘散沙，以个体面目为权力和资本所分而治之，而成为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的对象，触目惊心，道出的却是我们普遍的麻木不仁和伦理底线的溃败。

IV

说到“普遍的麻木不仁”与民族伦理底线的溃败，本案同样蔚为表征。此事一经报导，从上到下，从一般村民、计生干部到当地两级政府，再到做出批示的高层人物，他们各就各位地做出按照体制要求的惯性反应。如此而已，仅此而已，不过而已，只好而已。同样依旧无助的，是那些受害的家庭和孩子们。以赛亚?柏林曾经讲过，时当苏俄极权政制之下，面对酷烈高压和指鹿为马、是非淆乱，经年累月，人们逐渐陷入“普遍的麻木不仁”。此刻，中国，如此反人伦、反人类的事件，多年经行，一朝揭发，最后却基本不了了之，就说明这种“麻木不仁”已经同样普遍化了，体制化了。换言之，当德性伦理沦丧之际，规范伦理无所作为，表明的是整个民族伦理的退守、蜕格或者溃败。其之在所不免，终致社会解体，并非耸人听闻。
不宁唯是。截止目前，根据“财新”的报道，仅有一位当事人接受“双归”，好像是一个连小萝卜头都算不上的人物，此外并无任何人受到法律制裁。最终纠错机制失灵，表明这个体制有意无意对于自家过错采取包庇、纵容之态，这个体制将自己的行为执行者包揽于荫庇之下。一句话，纠错机制的失灵表明德性伦理溃败的同时规范伦理同样失守，而这是社会解体的前兆。——可能，任何体制都同样需要打手，或者，帮手，或者，走狗;再者，“维稳”压力之下，只能采取震荡最小的处置，尽管如此一来，真相和公义遭到了流放。
说到“维稳”，我想说的是，明末和晚清都曾经“维稳”过。就晚清言，主要针对的是太平天国和小刀会之流，之后就是孙文一辈。面对乱局，内忧外患，既要维稳，自家力量有限，只好借助地方豪强，遂使地方坐大。的确，“维稳”了，但由此造成的地方坐大这杯苦酒，也须同时饮下。在平乱烽火中形成的地方军功集团，不免多所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朝权旁落，势所难免。对比而言，此刻中国政制面临的难局是既要“维稳”，同时并须发展经济。而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须仰赖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既有经济冲动，就会不择手段前行，“发展经济”和“维稳”不仅由此成为中央考察地方政府政绩、驭控地方的一个笼头，而且埋伏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必然递减的隐忧。因为地方政府可能有钱，可能缺钱。有钱，既然财大气粗，不求人;缺钱，眼睛朝上，而中央又不可能滥发银两，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银两。有钱没钱，都犯难。位处“维稳”一线，你上面千丝万线，最后还不是要落进我这根针眼吗!没我们办事当差，你行吗?如此这般，总的情形是，中央只得容忍“地方的胡作非为”了，只要事情不要闹到不可收拾，而总体有利于政制之稳即可。我想，剖析此案，考察地方政府的计生部门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又为什么这般无道敛钱，需由此层递进，方能看出实质。想一想吧，越是经济落后地区，生存无道，官家才会越是想出此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V

由此，涉及到所谓“情境伦理”与“普世正义”的问题。就情境伦理而言，包括计生问题在内的许多事，都与刚才讲的乡村治理有关。诸如“统支统收”、“现收现支”等招数，都是动手动脚找财源的问题，同样源于乡村治理，或者，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呀，上面万条线，底下一根针，“下面的”逐利似乎不可避免。然而，个案式的“为难”，不足以提供合法性，更非等于无限展延“容忍下面胡作非为”的阈限。就普世正义来看，说一千道一万，一言以蔽之，本案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反人类行为，胡能为普世正义所容忍。
退一万步言，本案至少是对“伦理社会”的极大嘲讽和伤害。诸位，不论东西古今，社会的基本属性在于伦理，因为社会不外乎是基于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等人伦关系演绎而来的人类大群，基础在伦理，要害在伦理。无伦理，即无人类，亦无人类社会。就此而言，所有的社会均为伦理社会，而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抑或西方。也就因此，捍卫伦理底线就是保卫社会，从而是在护卫我们人类自身。本案告诉我们，普遍人性在诱惑和冲动面前的失守和溃败，触及到了“婴儿”或者“孩子”这一情感的命根子，将我们日常起居的伦常秩序破坏无遗，甚至彻底颠覆，倘若社会再不振起启动修复机制，就真要“出事”了。

VI

正是在此，本案中的一些人，包括负有一方职责的行政官员，面对调查和记者采访，以“吃国家的饭，替国家做事”为由，将自己置于官僚体制等因奉此的上下链条之中，由此在心理、行政和法律上洗刷自己，似乎问心无愧，泰然自若。换言之，他们等于是在说，“你不要怪我，我没有责任，因为我在执行命令”。而且，经由搬出“国家”这一清晰巍然却又模糊无形的后盾，大树底下好乘凉，渺小的自己顿时转身为毫无自由意志的制度造物，亦无利己冲动的中性存在，如果说不是无辜的存在的话。
这一说辞让我想起汉娜·阿伦特，她在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对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这起名案的分析。身为血肉之驱，一个人，意味着你已天然承担了必须对于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对于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的知与能，而不论你在哪个“岗位”上。正是在此，每一行为都意味着“选择”，意味着选择后的“决断”，以及对于“选择”和“决断”的社会、法律和道义评价。迎拒之间，彰显的恰恰是自家的道德感觉、社会意识和法律认知。所谓“执行命令”，并非等于将自己无名化为传声筒。事实上，只要是人，身处父母、兄弟、夫妻、师生和朋友等伦理之网中的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无动于衷，纯然是这样的传声筒。面对母婴分离的亲情悲剧和伦理破碎，你也许会心头一颤，也可能在参与分红中冷不丁油然升起一缕愧疚。因而，作为一个个体、一个国民、一个公民或者现行体制中的一员，面对或者参与如此大规模、连续多年、成套复制性的抢夺、贩卖“弃婴”的行径，你不可能无动于衷，至少，一开始时不可能无动于衷。你也不可能不明白它的悖德逆理、违法犯规的性质，否则不致于下手之先“选择目标”、找足理由，事发之后将事件中性化，并且拉出“国家”为自己洗刷，更不会以就算是制造“弃婴”，贩卖“弃婴”，“可小孩子到了美国反而能过上好日子”为由，就是说最终“结果是好的”，来竭力辨白。问题就在于，一开始心头的震颤可能慢慢因为“习惯了”而不再出现，拿起钱的手想到家中的母子因此多了一份保障便只剩温馨。可正是在此，伴随着善的出现，恶出现了，对于恶必须承担的责任出现了，任何辨白的理由也都随之消失了。因而，当你的良知实际上等于告诉你此为恶行之际，你在做抵抗，而终究没能抵抗得住。此时此际，以“吃国家的饭，替国家做事”辨白，未免太过苍白，也未免在糊弄自己的同时太过低估了人类的平均德性。这里，用不着西方的“自然法”那一套理据，也无需“高级法”的道德律令的理论演绎，我们只需将中国自古形成、人人口中皆有的“伤天害理”来印证，就足够了。你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吗?要不然你干么抬出“国家”来呢?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伤天害理更为严重的恶行吗?!明知其为伤天害理，却又躬身其间，而以“国家”作为挡箭牌，朋友，你糊弄鬼呀!
所以，这起事件同时说明，就健全而惬意的人世生活而言，重建公民伦理和公民德行，呼唤正派社会和良善生活是何等之重要，何等之不可或缺。前面曾说任何社会首先而根本的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因此，伦理沦丧，特别是体制性的伦理欠缺，总是意味着社会的溃败和解体，于全体国民，包括本案的当事人，均实在非为福也!

VII

“财新”调查报导此案，有一种说法：国外反华势力正在闹事，想方设法找中国的茬子，你们将此事件公开报道，实际上是在配合国际反华势力;计划生育是“国策”，我们是在执行国策，谁敢违抗“国策”?!
对此，我想问一句：谁在“反华”?哪家的“国策”?
先说“反华”。当今世界，中国的崛起招致邻居眼红，更有传统霸权不悦，明里暗里，给中国找事，使绊子。虽说十三万万人脱贫，解决肚子问题，也解决面子问题，于全体人类而言，都是好事，但有人忍不住闹心，事实俱在，相信清醒而自觉的国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唯勤唯谨，克己立人。认为仅凭普世价值就足以抵挡民族国家的利益竞争，“融入世界”便会消弭文化隔阂，此份天真烂漫，早为眼前现实所击碎，更为成熟国族所不取。因此，身在当下，不仅善予沟通，而且，更在管好自家事，扫尽门前雪。也就因此，不给外人口实，首先是要自己行得正，就是做好自家事。而制造“弃婴”，伤天害理，恰恰是在予人口实，授人以柄，倒真正算是反华、辱华、侵华、害华呢!体制化地分享平庸之恶、一条龙地制造“弃婴”并寻找各种借口辩解的行径，伤的是本，全体国民和平共处之本，损害着中国之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向心力。朋友，要说“反华”，这才叫真正的“反华”呢!
再说“国策”。所谓国策，或者，基本国策，不外乎就是说某一项政策为政府所选定，认为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奉为举国行动的基本指针。它同样是情势和理论的产物，随情势和理论的变化而修订。就说“计划生育”吧，蔚为国策，强力推行超逾三十年，利弊俱在，过来人和观察者各有体会，也各有说辞。但是，可以预言，随着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银色社会提前降临，未富先老，生育率下降，男女比例失调，特别是可见未来劳动力短缺对于民族的创造力、竞争力形成负面影响，这一“国策”之修订或者改变，从而不再是“国策”，转而为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国策”所取代，亦未可知也。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奉行计生政策与制造“弃婴”、倒卖“弃婴”，二者无法划等号。不能将此违法悖德之举等同于奉行计生“国策”。好比“和平统一中国”蔚为“国策”，但不等于为此不惜根本罔顾大陆果农利益，以政府行政之力巨量进口台产水果大开方便之门，根本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国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并不等于天条，相反，却需循时而变、与时俱进，不好不行的就需改变和修订。好比说具有深厚正当性的“政权”是不容颠覆的，可能也是无法颠覆的，但是，源此正当性而承担合法性的“政府”却是可以反的，而且得随时推翻的，端看授权者的心意。在此，“政权”和“政府”是两个概念，一如“国策”和作为一国之本的“宪治”(宪法政治)是两回事。国策可以并且应当循时而变，今天可以是国策，明天就可能不是国策，但宪治是本，表征正当性，是撼不动的，也是不能撼动的，除非气数已尽，“革命”到来。
可能同样基此思维吧，根据刚才张进主编的介绍，也是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邵阳当地公共权力在财新报道此案之后，居然出现了“反扑”，如果不说撇清或者自辨的话。招数之一，就是将事件的揭露者、反抗者“污名化”，说他们谁谁谁嫖娼了，等等，等等。若说反华，若说违抗国策，这才叫真正的反华、违反国策，这才叫真正的反人类!

VIII

说到这里，接着刚才一开头盛洪教授讲的那个意思，我们不得不面对媒体独立和表达自由的问题。有时候，对于真相的揭露比做出判断更为重要，所以财新传媒对于“邵氏弃儿”真相的揭露，不仅展现了具体从业人员的良与能，智与勇，而且表达了新闻伦理最为光辉的一面。它不是别的，就是让事实袒露于阳光之下，而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阳光下的真相，就是真理，也就是道理和情理，亦必引导向伦理和法理，而终究一准于天理。人类据此行止，有望免于蒙昧，得防人性扭曲。阿伦特曾经说过，在极权政体之下，当国民无法了解真相、被隔离于真相之后，将会变得普遍地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当此之际，人心的恶质化就在所难免。为此，若想避免柏林所说的“充满感情的普遍麻木不仁”，避免阿伦特所讲的“普遍的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最好的方子还是将真相披露，让国民及时了解事实。
正是在此，延展开来，有关新闻独立和表达自由的法权保障，关于它们的政体落实和政制安排，是现代中国早已提出却一直不见成效，而为当下中国政制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更是考验既有政制是否具有致力于政治建设诚意的最佳标志。也正是在此，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进入寻常日用，可能情形续有改善，正待观瞻矣!——就怕大家实在等不及，那时节，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

IX

最后，我补充一点，算是个社会问题，知会今天与会各位，特别希望成为《新世纪》深度报道的线索。诸位知道，最近两年，自从“奥运”完了之后，北京环境质量出现反弹。西北部地区，包括海淀北部新区在内，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原因何在?最近我做了实地考察，发现自昌平区阳坊镇往北，包括马池口镇和南口镇在内，沿温阳路、温南路两侧，特别是西侧，大约十多公里范围，居然逐渐非法形成了数个露天洗煤场，大的有若干足球场那么大，小的也有一个篮球场大。而从阳坊到南口，正是北京一年四季，尤其是冬、春两季的进风口。每年春季风沙和冬天的季风，均沿此线一路往南，横扫京城。位处如此重要地带，居然处处煤场，还有地下沥青作坊，排放刺鼻浊味，包括严重致癌的二恶英，其污染之严重可想而知，其于整个北京的污染可想而知。据测量，一旦风来，煤尘扬起，扩散区域达一、两百平方公里，其最远端已达圆明园。本人实地观察，无风无浪，一天一夜，床上、地上，毛巾、衣物，都有一层煤尘，触手焦黑。一旦有风，则黑尘遮天，口鼻呛痛。入夜，煤场大量抽取地下水洗煤，致使二氧化硫弥漫空中。一家老小，长期生活于此环境，乡民苦不堪言，求告无门，去年曾经封堵公路四天以示抗议，最后不了了之，“河蟹”了事。由于京密引水渠正从此地蜿蜒流过，据有关人士测算，这大大小小的储煤场和洗煤厂，肆意污染，等于每年向引水渠倾倒百吨黑煤。已经两年了，京城百姓饮用之水已被污染，当无疑义矣!农民的麦田一片漆黑，蔬菜上全是黑煤灰，一浇水蔬菜就被烧死了。特别是附近中小学生堪为最大受害者，甚至出现了因为大风天煤灰肆虐而不得不暂停上课的事，孩子们罹患呼吸道疾病的比例逐年上升。周围四乡八镇，有成千上万的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可以想象，牵挂着父母亲人的心，却多莫可奈何，真是令人感慨莫名。此事始终不见报道，如果《新世纪》仁心善意，细予调研，率先揭黑，以利治理，可谓功德无量。
据说，“奥运”期间，为保京城风水，大小煤场和若干采石场，曾经遵照高层指示停运两月。北京2003年即已立法禁止设立采石厂，因为北京周边的山体不能再遭破坏，但是这么多年来居然一直在开采，挖山不止，致使大好河山遍体鳞伤，久而久之，必致生态恶化，加上洗煤场参与作孽，使得方圆几百平方公里乌烟瘴气。就我侧面了解，并经昌平区环保局确认，采石厂均为非法“三无”企业，而煤场据说为发改委立项设立。乡民愤慨，感叹运营者“根子深”，不怕查，直言区乡两级领导和山西煤贩子串通一气所为。环保局则回复，因为是发改委立项同意设立煤场，他们撼不动，也没辙，则乡民的猜想或者传闻自当移至那个叫做“发改委”的衙门了。皇城根下，胥吏横行，法律架空，也算一景，而与“邵氏弃儿”一样，道出的却是人民共和国天空下人民无力，政制和政治无德之难题矣!

2011年7月15日修订于荷清苑-旧河道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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