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
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报道了兰州市西固区陈坪公社东湾大队妇女高学兰养鸡的事。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当时舆论的焦点，围绕着农民养鸡对不对的问题，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也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个农村妇女养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在那个年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场讨论的意义是什么？它给甘肃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生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事情的缘起
据当时任西固区委新闻专干刘英麟回忆，1979年夏天，西固区委的干部到孟家山村拔麦子，下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歇晌时分，陪同劳动的陈坪公社书记给区领导汇报工作说：“我们的东湾村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土围子’，女社员高学兰给队里说有病，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却在家里养了百十来只鸡！”“饲料呢？”区领导问。“她男人是市运输公司的司机，开货车跑外地，常弄些包谷糜豆回来！”“这怎么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蹲在家里搞私有化，已经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居然又让公家的车帮她搞单干，不是‘土围子’是什么？”区领导说着，对区新闻专干刘英麟安排道：这是个典型！你先调查，写出批判稿，要把滑到邪路上的阶级兄弟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陈坪公社书记和西固区领导之所以把高学兰养鸡叫做“资本主义土围子”，而不叫“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她不仅偷偷养鸡，而且养了上百只鸡，鸡蛋不仅自己吃还居然到市场上去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性质比“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得多！
接受任务的刘英麟开始了采访调查。在调查中，他遇到了问题。首先，高学兰所在的东湾大队人均可耕地只有2分4厘，人多地少，平时男人们都闲着，妇女根本无事可做。不养鸡干什么？二是当时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私人不准经营。兰州市场上根本没有鸡蛋可卖。比如西固区18万城镇居民每年需要鸡蛋150万斤，但能派购到7万农民身上的鸡蛋仅有2万斤，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这2万斤征购任务，10多年来只完成了一次：1977年收购部门想了个办法，每户农民完不成鸡蛋交售任务不但要扣口粮（少交一斤鸡蛋扣三斤口粮），还不供应碱面、兰州烟等商品作为惩罚，农民对此早已怨声载道。高学兰把1979年生产的1100斤鲜蛋，按收购价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完成生产队的上交任务，又给家里挣来零花钱，是两全其美的事，到底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土围子”了呢？
刘英麟感到很困惑，批评的稿子不好写，可领导交给的任务不写又不行。他把调查情况向区领导汇报时，领导让他听听报社的意见。稿子拿到甘肃日报社，报社的同志也吃不准，在商量过程中他们认为，农民完不成任务是有原因的，除了缺乏养鸡饲料等客观原因外，把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土围子”批判是导致农民不敢养鸡的根本原因。养鸡和“资本主义土围子”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搞清楚，批评高学兰养鸡，就缺乏批判的武器，还失去了调查这个反面典型的政治意义。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割私有制的尾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口号，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吃尽了苦头。1980年3月，新华社傅上伦、胡国华和冯东书三位资深记者奉命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农村调查民生问题，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甘肃庆阳地区为64.86元，平凉地区为47.60元，定西为36.80元。人均年口粮不足300斤的生产大队占总数的比例，庆阳地区为16%，平凉地区为45.6%，定西地区为87%以上。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这表明，无论是丰年、平年、灾年，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能养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多时八两，少至四两，不靠救济，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而已。”
这就是1979年甘肃农民的生存状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上层对解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基层干部还是心有余悸。能不能从常识出发报道高学兰养鸡的是非对错呢？作者和甘肃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决定大胆地试一试。
1980年4月上旬的一天，刘英麟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了报社，但不见动静。后来他得知稿件需要送审，因为事关重大，送审稿最后一直到了省委书记宋平同志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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