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并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 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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