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的作为

马英九的前发言人说，“发言人是要帮老板挡子弹的。”

“因在7月24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欠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京后已被停职。”——该传言最近被铁道部否认。事实再次证明：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新闻发言人吃力不讨好，他既要讨好老板（他的委托人或委托单位），又要不得罪老百姓。如果不幸“两老”都不高兴，他就是“风箱中的老鼠”。最让发言人纠结的是，有时并不是他的错，他却要为领导的愚蠢、决策的错误、集体的疯狂甚至体制的悲剧埋单。

新闻发言人处境的无奈，并不能成为新闻发言人免责的理由。发言人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发言人遮盖不了真相，但是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方面，仍然大有作为。

如果说委托单位与公众是一条河的两岸，那么发言人就是桥梁。作为桥梁，发言人不能只呆在河的这一岸，“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就是放弃了过河的权利和义务。

新闻发言人过河的过程，就是自己融入大众的过程。所以，沟通的前提，就是要将新闻发言人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面对常识他承认，看到离别他悲伤，遇见苦难他流泪。

新闻发言人守住良知的底线，展现沟通的勇气，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技巧。恰恰相反，发言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要遵循其特殊的职业规律。否则，发言人一出，误解更多，矛盾更大，敌意更强，发言人职业的设定就失去意义。像最近马英九和民间友人餐叙，席间一位蕉农向他抱怨香蕉的价格实在太低了，马英九一句关切地反问：“怎么没有早点讲？”没想到引发轩然大波。泛绿猛批马英九不懂民间疾苦，马英九发言人范姜泰基就连忙出面灭火，解释马英九只是心里很焦急，希望问题能及早被发掘，就能及早解决。

如今各级党校都开设了如何面对媒体的课程，我观摩了其中一些培训的录像，发现这样的培训，官员充其量只能应对一下CCTV的一般性采访，如果把他们空投到可以发生“两颗子弹”的台湾舆论环境，恐怕很多人会“出师未捷”。一些培训，模拟了如何面对央视主持人和记者的提问，却没有意识到太多的官员不是倒在央视的枪口，而是某些在他们看来也许不起眼的媒体枪口，有的甚至没有记者的提问，只有网民的问责，像郭美美风波。还有一些培训，讲了很多如何布置新闻发布会会场、如何着装，殊不知，真正的战场是没有套路的，舆论战常常爆发在你毫无意识的时间地点，你还没有摆好阵势，甚至还没有摆好pose，你已经中弹，而且中的是流弹。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陆的官员应该去台湾那个恶劣的舆论环境培训一下“生存能力”，这不现实也不容易，尽管我多么希望大陆官员至少应该关注台湾舆论战的案例，以提高自己应对舆论的水平。因为，我们很难理解：王勇平，这位在“后非典时代”第一批被培训的部委发言人，号称“黄埔一期”，经过多年的培训实战，仍然会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发表了一篇“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语气中肯，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反思。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值得商榷。

一是王旭明认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问题是，公众的忍耐能够等待你准备好了再开吗？什么时候才算是准备好了呢？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主导权，要求新闻发言人时刻准备着。

二是王旭明提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这似乎违背新闻发言人的职业伦理。

我曾经和马英九的前新闻发言人聊天，谈及发言人和老板（委托人）的关系时，他说，“伴君……”故意停顿了一下，有人插话“如伴虎”，他笑着接下去：“如伴唱”。他解释说，发言人如同卡拉OK的伴唱，老板唱得好，自己声音就小一些；老板唱不好，自己声音就大一些。“发言人是要帮老板挡子弹的。”有时候，老板对一个表态没有把握，会故意叫发言人先放话，如果大家认同，就跟进；如果大家反弹很大，就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并批评发言人把意思搞错了，发言人心里含泪也要笑着承认错误。

至于老板要不要发言人挡子弹，那就属于老板的职业伦理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大陆，新闻发言人的仕途升迁似乎并不那么令人鼓舞；相反，在台湾，新闻发言人的前途普遍看好。仅以2008年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为例，有发言人经历的成为胜选的最大群体之一，只要看看国民党的名单：周守训、蔡正元、吴育升、孙大千、赖士葆、黄义交……而且这些前发言人都不是“不分区”的民意代表，而是在选战中靠一票一票实力击败对手的。台湾媒体在评论这一现象时指出，正是新闻发言人的曝光率，增加了他们胜选的机遇。同样是高风险的职业，为什么结不同果——当然，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