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一向喜欢对他以为是部下学人发威——这不：上周二（26日），新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与60名赴京参与“大学生外交夏令营”的香港学生对话时就对他以为是部下的香港发飙了，他指责香港“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还说香港公务员习惯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一套，只会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如此激烈的言论，引发香港各界反弹，公民党议员余若薇就指出，王光亚是资深外交家，言词应审慎，但京官一而再、再而三公开批评香港内部事务，俨如第二支管治队伍。
事实上，香港的公务员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务员制度之一，原因是：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由于政务和事务的剥离，使得大量的“事务官”没必要与“政务官”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也就是大陆流行的“官场站队”说法）。香港同样保留了这一“英国特色”。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除了政务和事务的剥离而外，香港的公务员制度还有一个主要特色，拿就是要求政治上绝对中立，公务员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这就保证了不同的执政者都会有个稳定的、专业的执行者为之服务，对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公务员进行监督方面，香港的公务员制度也十分完善：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如香港警察部门就设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专责接受公民对警队的投诉和整顿的纪律监督。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规定提交上级处理，并且必须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香港既沿用英国文官制度，又根据本地实际加以发展丰富，从而形成自己的特点：香港文官制度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香港虽然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但除了少数高官之外，政务官也实行类似文官的制度，甚至像警务消防官这些在西方国家明显不属文官范畴的官员，也全部或部分地实行文官制度。因此，港英政府把政务官、文职官员甚至警务消防人员和其他纪律部队官员，统统称为政府公务员。通过特别严格的考试择优取仕，布政司署铨叙科负责统筹港英政府各部门人事及聘任人员事宜．围绕人事聘任专门设立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中高层公务员之招聘或擢升，皆须参考此委员会意见。关于公务员的薪俸及服务条件则由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意见。当局为保持与公务员的良好关系，还设置高级公务员评议会和第一标准薪级公务员评议会，经常协调港英当局与公务员的关系。
因为制度完善，所以香港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有效率也最为廉洁的公务员。在香港，公务员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香港环保署就曾曝出新闻：某助理署长因涉嫌长期在工作时间内浏览色情网页，面临革职的危险。
这种在内地看来不过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却让我们发现：原来香港对待官员是如此严苛，尤其是对待高级官员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实际上，这位助理署长已不是香港第一个在阴沟里翻船的高官“倒霉蛋”。早在2003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爱女买车，被公众质疑有利用公职避税之嫌。事后，他向公众解释完全是“疏忽”所致，并向慈善机构捐款38万元以表诚意，而税前税后买车的差额只有5万元。显然，相对于梁的上亿身家，他不可能为了省5万元而故意避税，奈何时机不对，无法摆脱以身试法的嫌疑，最后不得不主动请辞。2004年，香港第二届特区政府实行“高官问责制”，第一个被问责的高级官员，是抵抗非典不力的卫生局局长杨永强。2007年，香港广播处处长（即香港电台最高负责人）朱培庆因为观看桌上脱衣舞，被狗仔队拍下了与脱衣舞娘的亲密照片，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官运就此了结。对比之下，环保署这一事件已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有了前车之鉴，这位助理署长也算不得冤枉。只是对于大陆民众来说，上班喝茶看报，下班公车私用，类似行为本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之一，浏览色情网页，也只是“个人爱好”，很难与“以权谋私”挂上关系。但是在香港，公私之间有着严格界限，严禁公务员使用政府资源处理私务，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就曾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所以，作为为市民服务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务员就没特权可言。
如此这般的公务员，的确象王光亚先生说的那样“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王先生所神往的会做“Boss（老板）”、会当“Master（主人）”的公务员到大陆倒是可以随处寻找。
许多报纸都曾报道：2010年公车消费近2000亿元。至于今年公务吃喝消费是多少？公款出境旅游消费是多少？尚未见报道。关于前几年三公的消费，因为政府不公开信息，民间只有估测，推算，于是众说纷纭：2004年见报：公款吃喝3700亿元，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2006年，全国三公消费9000亿元；2008年，有三个3000亿的估测，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元，公务用车3000亿元……众说纷纭，众目睽睽，都希望国家财政部有个比较权威的说法，以安抚民心。如此海喝胡塞，不是“Boss”与“Master”而为何？
中国的公务员，不单吃得好玩得好，而且稳定恒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行各业都打破“铁饭碗”，实行聘用制，人人都有危机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所以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努力工作。目前唯独公务员还是“铁饭碗”，虽说要实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务能高能低，机关能进能出”，那不过是说说而已，只要你不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还没有被揭露，就不要担心，工资不会少，工作不会丢，级别不会降。因为我国政府官员有权无责，权利没有制约，责任无从追究。所以，在中国当公务员是最保险的职业，轻易不会丢饭碗。要是一个什么“长”，就有人前呼后拥、逢迎拍马，见人耀武扬威、趾高企昻，整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还有不少实惠，工资奖金不比普通企业白领少，还有更多的灰色收入，住公房、坐公车、用公款。正如老百姓说的，“香烟基本靠送，吃喝基本老公，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碰。”要是在有审批权的机关，油水更厉害，那些大老板就用重金会向你行贿，要害部门是腐败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难怪当今报考公务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有资料显示，中国官员是目前世界上“作风最差、效率最低、腐败最重、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官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官员“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
所以，王先生要找“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的公务员，不该去香港找，而应该在大陆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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