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方正县政府所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在一夜之间被拆除干净，当地有因之燃放鞭炮庆贺者。
对此前去那里泼墨砸墙的五人，世人褒贬不一，据说连“抓人”的当地公安人员，都暗中向他们树起了大拇指；我却既无“赞同”也没“反对”的反应，只是认为他们不是腔肠动物——起码，他们不“贱”。
中日两国是世仇，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难以尽述。
且不说当年100个鬼子进村，200个伪军打头阵了，只说红朝建政之后，我们“感谢”过日本军阀帮了大忙，慷慨抹掉了巨额战争赔款，一厢情愿地鼓吹一衣带水，前不久又无私支援他们抗震救灾……，结果呢，非但没有感动他们，反而惯得他们恩将仇报，处处与中国为敌，事事向中国叫板，并且对诸如动车追尾事故，小家子气的幸灾乐祸起来……
如此的历史纠结，民族和外交博弈的背景，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建墙勒名，实在不合时宜，乃至无事生非，这次第，怎一个“贱”字了得？
8月8日，《联合早报》社论《中国须防民族主义失控》，就更“贱”。
《社论》赞扬这墙是“人道主义之墙”，展示了“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体现了中华传统仁道精神”云云。
不错，这的确是“人类至善大爱”，并且，这种“大爱”早就“至善”了——日本战败投降时，该县百姓就为“团民收尸建墓”，并将“日本遗孤”抚养成人后送回日本了，这些已经足够，何必多此一举？
再说，我们的宽宏大量，以德报怨，换回来的，却是人家的“提起裤子不认账”——拿热脸贴人家的凉屁股，你说“贱”也不“贱”？
况且，民生维艰，百事待举，真要是富得“不差钱”，那也应该先对同胞施以“仁道”——为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树碑立传，且轮不上当年日本侵略性质的移民呢！
也甭说什么“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的大道理——方正县“开拓团民”的受害，与当地的“亡国奴”一样么？
《社论》指责“方正县政府在网络民族主义压力下，不得不拆墙以求息事宁人”，更是毫无道理，简直是干涉中国内政了，与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一个腔调——8月5日，该报就攻击说，“名录墙”的拆除，主要是因中国当局以及国内“反日团体”的“强压”所造成。
《社论》还拿“民族主义”说事儿，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官方难以驾驭的地步”，并担忧“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云云，又是与《产经新闻》一个鼻孔出气：反映出了接受“反日教育”的人群正成为中国舆论的主流。
——别杞人忧天、替中国担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永远也“绑架”不了政府，永远不会像“国情”“特色”说那么“爱国”，“民族”，成气候，成为“主旋律”。
需要以正视听的是：对“民族主义”要加以分析，万不可走“极端”——公众对这道“贱”墙的质疑，是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还是见仁见智，姑且存疑吧。
方正县如此建了再拆，非但劳民伤财，白白折腾了70万，更重要的是，还为日本的“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口实，此事不能不了了之，理该对始作俑者问责。
此事还说明，倘若预算“权”在人大，这堵墙恐怕难“贱”起来。
还有，“左道”总是攻击“右派”的“崇洋媚外”——其实，“崇洋”是有的，诸如对美国国会两党对预算的激辩，固然是党争，也不如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但纳税人的钱袋子被看住了，政府无权乱花公帑，“三公经费”锱铢必较，贪污受贿腐败就难；而“媚外”，百姓则既无权割地，也无款可赔，那是只有“肉食者”才拥有的资格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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