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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 vile logic to Anders Breivik's choice of target | Slavoj Žižek | Comment is free | guardiancouk
译者lightwhite
在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意识形态自我辩护，及其谋杀行动的回应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这位在挪威屠戮了70余人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枪手”的宣言，恰恰不是一个精神错乱者胡言乱语的例证；它只是“欧洲危机”的一种结果性呈现，并（或多或少）充当了正在兴起的反移民民粹主义的潜在基础——其不一致性正是这一视角之内在矛盾的征兆。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布雷维克如何构想他的敌人的：三种因素的综合（马克思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伊斯兰教）。每一种都从属于不同的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激进左派，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伊斯兰宗教原教旨主义。旧法西斯主义把相互排斥的特征归于敌人的习惯（“布尔什维克-富裕的犹太人阴谋”——布尔什维克激进左派，富裕的资本主义，道德-宗教身份）在这里以改头换面地回归了。
更具指示意味的，是布雷维克的自我设定如何彻底地改变了激进右派的意识形态。布雷维克拥护基督教，但保留着一种世俗的不可知论：对他来说，基督教只是一种与伊斯兰教相对立的文化结构。他是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应该被鼓励追求更高的教育；但他又赞成一个“世俗”社会，支持堕胎并宣称自己支持同性恋。
他在这一方面的前身是皮姆·图恩（Pim Fortuyn），荷兰的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客，他在2002年五月初，即大选前的两周遇害，而他被预计可以获得五分之一的选票。图恩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作为一个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其个人特征甚至（绝大多数）观点几乎是完美地“政治正确”的。他是同性恋，和众多移民私交甚好，展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简言之，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不错的宽容的自由主义者，除了他对穆斯林移民的基本立场。
因此，图恩代表的就是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正确性之间的交集。的确，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表明了右翼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宽容之间的对立是虚假的，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即我们可以怀有一种种族主义，并拒绝别人论证它是一种种族主义。
进而，布雷维克把纳粹的特征（同样还有细节——例如，他同情萨加[Saga]，瑞典的一位亲纳粹的民间歌手）和对希特勒的仇恨结合起来了：他的英雄之一是马克思·马努斯（Max Manus），挪威反纳粹抵抗组织的领袖。布雷维克还不算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者：他所仇恨的一切只集中于穆斯林的威胁。
最后并且同样重要的一点，布雷维克是反犹主义的亲以色列分子，因为以色列是抵御穆斯林扩张的第一线——他甚至想看耶路撒冷圣殿被重建。他的观点是，犹太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们不要太多就行——或者，就像其宣言所说：“西欧不存在犹太人问题（除了英国和法国），因为西欧只有一百万犹太人，虽然这一百万里有八十万生活在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美国有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是欧洲的六倍之多），它其实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人问题。”他实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纳粹分子的终极悖论——这是如何可能的？
欧洲右翼对布雷维克袭击的回应提供了一个关键：它的咒语是在谴责其谋杀行径的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忘了他还传达了“对真正问题的合理关注”——主流政治正在失去对欧洲被伊斯兰化或文化多元主义所侵蚀的表达，或者，援引《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的话说，我们应该把奥斯陆的悲剧“当作严肃地重新评价挪威及其他地方的移民融合政策的一个时机”。报纸已就这个社论做出了道歉。（顺便说一句，我们还将听到一种类似的、针对巴勒斯坦恐怖行动的解释，类似于“这些恐怖行动应当成为重新评价以色列政治的一个时机”。）
在这样的评价中，当然有一种对以色列的隐含的指涉：一个“文化多元”的以色列没有幸免的可能；隔离是唯一现实的对策。这种完全倒错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协议的代价就是，为了替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宣言辩护，人们不得不回溯性地承认，论证的思路曾在早期欧洲的历史上被用来对付犹太人：隐含的协议是“我们将要揭发你们中间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如果你们要揭发我们中间对巴勒斯坦人不宽容的权利”。
对这一隐含协议的悲惨讽刺就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犹太人自身是最早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在其他文化占据主导的地方，让自己及自身的文化完整地幸存下来。
但如果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这种新的论证将会自我强加呢？如果欧洲应该接受这样的悖论，即它的民主开放是以排他主义为基础的——“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就像罗伯斯庇尔很早以前说过的那样？原则上，这当然是成立的，但在这里，情况要特殊一些。某种意义上，在布雷维克对目标的选择中，存在着一种卑鄙的逻辑：他不袭击外国人，而是袭击他自己共同体内部那些对扰人的外国人太过于宽容的人。问题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身（欧洲）的身份。
虽然欧盟持续的危机看似一种经济和金融的危机，但在其根本的维度上，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的危机：几年前，欧盟宪章全民公投的失败，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志，即投票者把欧洲当作了一个“专家统治”的经济联盟，缺乏任何可以调动人民的观念——直到最近的保护，能够调动人民的唯一意识形态，就是欧洲的反移民防御。
近来，在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爆发的对同性恋憎恶，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2011年初，伊斯坦布尔有一场同性恋游行，数千人和平地行进着，没有任何的暴力或其他的骚乱。而同一时间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贝尔格拉德和普利斯特）进行的同性恋游行，警察却无法保护游行者，致使他们被数千名暴力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猛烈地袭击。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而不是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者，才是欧洲遗产的真正威胁；因而，当欧盟大体上阻止土耳其的加入时，我们应该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对东欧国家实施同样的原则又会怎样？
反犹主义就属于这样的系列，与之相伴的，是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憎恶，等等。在这里，以色列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它决定轻视，如果不算彻底无视的话，“旧的”（传统欧洲的）反犹主义，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据说是“进化了的”反犹主义身上，后者是以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批评为幌子的。沿着这样的思路，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 Henri-Lévy）近来就（在他的《黑暗时代的左派》[Left in Dark Times]一书中）宣称，21世纪的反犹主义要么是“进化了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这一命题迫使我们去颠倒旧马克思关于反犹主义作为一种神秘化了的反资本主义的解释（人们并未谴责资本主义的体系，相反，愤怒集中到了一群特殊的道德群体身上，他们被指控败坏了体系）：对莱维及其支持者而言，今天的反资本主义是反犹主义的一种伪装了的形式。
对那些攻讦“旧”反犹主义的人的未曾明言但同样有效的免除正在发生，而与此同时，“旧”反犹主义正在全欧洲卷土重来，尤其是在后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从匈牙利到拉脱维亚。应当使我们更为担忧的事情，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一种古怪的调解，正在美国兴起。
对于这个谜题，只有一个解答：并非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是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已经开始矛盾地采取某些反犹主义的逻辑，以敌视那些尚未完全认同以色列政策的犹太人。他们（攻击）的对象，即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抱有怀疑的犹太人形象被建构的方式，和欧洲反犹主义建构犹太人形象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他是危险的，因为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并不真地是我们的一员。以色列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福克斯新闻（Fox News），激进右翼在美国的主要喉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近来就不得不把其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格林·贝克（Glenn Beck）给降职了，因为他的评论正在变成公开的反犹主义。
对那些批评以色列政治的人，犹太复国主义进行反驳的标准论证是说，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当然可以并应该受到评判，乃至批评，但那些批评以色列的人，出于反犹主义的目的，滥用了对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评。当支持以色列政治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拒斥左翼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时，他们论证的隐含思路，被2008年7月在《维也纳每日新闻报》上出版一则精彩的漫画所表明了：画面上是两个粗壮的、纳粹打扮的奥地利人，其中的一个手上拿着一份报纸，并对他的伙伴说：“在这里，你可以再一次看到，一种完全合法的反犹主义是如何出于一种对以色列的卑劣批评而被滥用的！”这些就是以色列今日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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