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轩: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2011-08-11)

早报导读

南大毕业生致词“失言”风波

于文轩

我在8月3日的小文《开放、自由与创造力——‘We f***ing did it’引起的思考》引来了众多的批评。我非常感谢对我进行批评的朋友,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由于个别评论对我的观点有所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回应,对我的观点做充分的阐释,希望可以搁置争议,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现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f***king这个词是不是脏话,是不是适合在毕业典礼上说。二是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说这句话和开放、自由与创造力的关系。大多批评认为,我是在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爆粗口“强行”辩护,鼓励学生讲脏话。其实这根本不是我的观点。那些对师长“对粗话的辩解和赞语”感到令人费解的观点,一是没有理解我发表自己观点的背景和原因,二是误解了我的观点,认为我对这一孤立现象的看法,意味着我赞同和鼓励学生讲脏话。如果我上一篇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充分展开讨论而给大家错误的印象,认为大学讲师鼓励大学生讲粗话的话,我需要诚挚地向大家表示歉意。

大多数批评认为Trinetta爆了粗口,绝对不应该在毕业典礼这么端庄的场合说粗话,认为我鼓励支持她讲脏话。其实这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已经指出这个词是有争议的,我的论点在于让大家不要纠缠于这个词是否是脏话,而忽略她的其他亮点。我们不能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职场新鲜人求全责备。尽管没有到场,但是仔细看过youtube视频的朋友会发现,Trinetta在整个致辞中落落大方,语言幽默得体,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老师、家长的感恩之心和同学的真挚友谊,全场一直沉浸在笑声和喜悦之中。Trinetta是由学生推选出来的,她优良的学业成绩,更难得的是她在众人面前的那份自信、放松、幽默和出色的公共演说的能力和技巧,不能因为她最后只说了一个很多人认为不合适的词而全盘抹杀。在演讲的即兴环节,情绪高涨之时,精挑细选辞藻是不太可能的。用这样的高标准去要求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是有一些苛刻的。

学生创造力不足原因何在?

至于对把这件事和开放、自由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感到不解的读者,我提请他们观看奥斯卡获奖电影《社交网络》。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世界各著名大学在进行创新和创业教育的绝好教材。这些年里结合我在中国、美国、新加坡生活、读书和工作的体会,和大家一样,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会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重地。为什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品行端正,循规蹈矩,但是创造力却不足呢?

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的教育,或者说我受到的教育,过早地扼杀了学生的个性,过早地以不正确的方式,为学生树立太多的行为和思想的禁区,一厢情愿,揠苗助长。什么情况下,什么场合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早就由成年人或者道德权威规定好了,稍有冒犯就进行惩戒。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复杂和吊诡,很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在世人眼里看来往往是品行不端,道德败坏,身体不健康甚至其创新的动力是龌龊的、上不了台面的。

那种认为创新型人才“应该是具有崇高的理想、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雄厚的科学文化基础、精良的专业技能、健康的身心素质以及良好的潜力并极富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认为“思想开放不在于随意自我,而在于视野开阔,择善而从;自由不在于放荡自流,而在于是非分明的判断;创造力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扎实稳固的根基,这些都与品格修养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只能是教育追求的理想化目标。先为思想开放、创新、创造力立一个道德标准和后验的框框,是不会鼓励人去勇于试错,勇于创新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有文章称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是“有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开放自由,是一个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自由开放”,并举包括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和辜鸿铭等大师做例子。如果该作者读过这些大师的传记,知道他们当中相当多人不仅体弱多病,道德败坏,甚至被认为是汉奸卖国贼会如何做想?单单是辜鸿铭,他的“异想天开”、“胡思乱想”、“个性张扬”不消说当时,就是现在都是离经叛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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