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四川，你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小引

这早该是不争的史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纯属人祸; 这早该是不争的罪行：在总体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活活饿死了四千万(至少四千万);这早该是一切伪命题收敛的血证：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川西大坝子竟也活活饿死了三十六万(至少三十六万)，其时，我也是从这片沃野之上的一个死人堆爬出来的……

一部远远不止纪录“大跃进”的泣血长篇《佝偻的背影》在海外尚未连载完毕之时，承蒙各方关注，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就决定出版了。拙作上部《乱世天堂— 我的右派人生》已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面世;台北图书馆已将其列为德国法兰克富国际书展参展新书。为了直面历史与谎言，笔者决定将尚未修订完毕的《盛世之殇— 我的二世人生》(下部)中的有关篇章提前摘录于后，献给广大网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以及不讲假话的史家们。

一、李井泉、赵紫阳与四川水利

水文化无疑是华夏文明的基石，古蜀文明更是如此。若完全省略历代浩如烟海的治水案例，当代封疆大吏李井泉在四川的治水功过也是不可略去的。他在空前绝后的巴蜀大饥荒大饥饿大死亡之后，紧跟“刘邓路线”大抓四川农业和水利的心愿并没错;他结合四川实际，主张“要唱川戏”的切入方法也没错。在重整破碎河山的过程中，我虽卑贱，但也是全程参与者兼旁观者，心中有数。经反复研读他的治水思路和措施后，觉得他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没有“唱好川戏”，他力主的“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只在低扬程的丘陵地区才可行，且需水源和电源有保证;在深丘及低山区则根本不可行，若无视各地地貌条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用“方针”实施一刀切乃是错误的;其二是他的一刀切用了政治刀子，以致把所有技术问题政治化，凡有异议者皆以“反党”或“反革命”论处，一时间，“水库派”竟成了他的主要打击对象，这更是大错特错了。他在他的“治水兴蜀”的急切心愿中推行了王道和霸道，暴露了一党独裁的痼疾，但，这正是以毛为首的制度性的全局性错误。

仰仗专制制度的尚方宝剑，李井泉就把少占耕地、保护耕地的美好心愿化作了政治行为，掀起了一场“扒坝运动”，对一些小型水库也强行“毁坝还耕”，弄得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而且结了民怨，让好的动机引出了坏的结果，类同自残，其最为可悲者，乃是自酿了一大杯祸及家人的毒酒。

“文革”中，他本人被罢官不说，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一贴出《炮轰×××(毛主席)他老人家》时，即被乱棒当场打死，而夫人萧理的自杀对他的打击则更大。

我曾多次见过萧理游街或站街示众，当江青骂了“萧理爱穿连衣裙，是个猢狸精”后，游、站的频率就更高了。但我每次都没见到过这位“西南王后”的真面目，因为她的面部总是被“造反派”涂成了一张包文正公的黑脸，间或只有两行泪水洗出了两条白沟，而鼻涕则常常把嘴唇及下巴涂抹得一塌糊涂……在此般非人的凌辱中，她为他的丈夫分担着说不完的罪孽，其中最大的罪孽之一正是“黑水利方针”——与猩红色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共存的方针——当诛九族无疑。

出于对无辜死难者的极度同情，我曾试图以事实矫正视听，后在一项研究成果中，我刻意论证“机电提灌”在广袤的盆中红层丘陵地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断定它是任何一个大型灌区中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尽管作为“方针”不妥，但并不“黑”。我心中认为李井泉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错误，没有什么罪过可言，而圣上以之为藉口，把失宠大臣整得家破人亡者，才是重演史上暴君的灭族之罪——萧理女士黑脸上的白色泪痕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常常幻化成了一朵恶之花，绽放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黑土地上……

我在文中的系列论点是得到各方赞同的，包括泰斗级的学术权威在内，熊达成教授的来信可为佐证(原件见附录)：

“××同志：

谢谢您寄我的资料!我非常高兴这个‘战略研究’。四川水利显然有很多问题急待解决。去年之洪，今年五月中旬川西之旱，都说明问题还比较突出，这虽(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您掌握实际情况较多，且责任感又强，希望随时将自已的宝贵心得写成文章，让更多人了解真实情况。时间会证明您的辛勤和卓见对人民事业有着巨大的贡献。专此并致敬礼!

熊达成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

熊教授所言极是，四川水利问题的确“需要有很多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去认真研究”，而不是乱打棍子(乃至收取人命)可能解决的。

四川的水利水电实在被“杀头”等等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毛时代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门科学。在后毛时代被正式视为科学之前，四川历届省委书记中，应推赵紫阳做得最好。尽管他一九七五年夏从广东入川时，“革命造反派”已在他的下榻处提前写好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赵紫阳”，但他却可视而不见，只顾一头扑向农业和水利，因为，在“莺歌燕舞”中的遍地哀鸿才是当年四川的真实景象，此外还有“要吃粮、找紫阳”的殷切期望。

关于赵紫阳与四川水利有关的事情，我手头有一份由我主笔的“大事记”。为了忘却的纪念且惜其史料价值，兹扼要摘录于下：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刚上任的赵紫阳书记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全体省委书记参加的四川省水利水电规划情况汇报会，由应召赴京的水利厅总工程师吴应琪、规划处处长巩坚壁进行汇报。省委认为，除正建的都江堰人民渠七期和东风渠五、六期，以及玉溪河跨流域引水工程外，还需新上四个(大型项目)：一是青衣江罗坝特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即长征渠)，二是嘉陵江支流升中大型水库，三是涪江上游武都引水工程，四是渠河中游南洋滩大型水轮泵站。

九月三十日上午，杨超、李林枝书记及巩坚壁处长向水利部钱正英部长作了汇报，钱同意省委意见，但要求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工作。

十月一日，赵在成都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大型工程领导小组(由李子元书记任组长)。为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青衣江罗坝引水工程隆重命名为长征渠。

十一月初，省委主持长征渠大会战，省级协作单位共三十七个，各有关地、市、县达三百余个。由我院(省水利设计院)任主力。十二月七日，赵紫阳视察了取水枢纽(槽鱼滩)。

一九七六年八月初，省设计院提出了长征渠“初步规划报告”，渠首取水流量贰百伍拾立方米每秒，拟灌乐山、内江、宜宾、江津及自贡、重庆四地两市三十七县(市)耕地壹千贰百陆拾贰万亩。八月十三日，李子元主持审查后，要求尽快上报中央;十月，水利部来川组织现场审查，提岀了五条(意见)，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长征渠引水要研究多水源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赵紫阳听了全省小水电汇报后指岀：“四川丘陵地区面积很广，很多地方都可搞小水电，沱、涪、嘉、渠江上，到处都可搞。当前水利还是要搞一些见效快的小工程。长征渠将来还是要搞的。”(这个见解非常正确，否则将深陷泥潭——作者)。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按赵的指示，李子元书记在温江召开了玉渓河引水工程座谈会，针对“文革”后遗症，决定“停支(渠)保干(渠)”。六月三日，赵批示：“在中央没有批准建设长征渠以前，先搞灌区内中小型工程。”六月底，赵在大足县召开座谈会，要求发展喷灌面积两千万亩。七月，赵在现场听取了水电厅关于酉阳、万县、大竹、泸县“喷灌规划”汇报后，指岀：“现搞小型工程，绐合骨干工程。关于喷灌，川中有无把握尚未看准，但川东是可行的。若全省可行，就是方向。”

(其时“文革”刚过，疮痍满目，饿殍未绝，百废待兴，财政拮据，喷灌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很快证明，川东地区尤其是川中地区当地径流贫乏，加之喷灌设施质量甚差，广乏采用根本不可行，更不可能成为“方向”。好在赵紫阳没有再蹈李井泉的复辙“一刀切”，很快收了场。——作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根据水利部对长征渠报批成果的审查意见，赵紫阳召蓬苗澍厅长及规划处巩坚壁处长等四人座谈时，特别强调：“(下一步)搞长征渠规划，一定要将已建四大工程很好总结一下，特别是管道的经验教训，宁肯多打隧洞，也不要绕道。”(这个见解颇有价值，因为，不能避开山体坍塌威胁的灌溉渠道将永无宁日。——作者)。

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赵紫阳听了各地汇报后，有一段着名讲话：

“当前我们水利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抓实效。现在我们的水利建设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亊。现在要强调择优，要缩短战线，要在一两年内使我们水利投资效益有个显着变化。新项目一般不上，个别新搞的一定要慎之又慎。四川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什么?我看应该是因地制宜，各种办法，不拘一格，不要形而上学。只要效果好，各种办法都可用，适合搞什么就搞什么。”

(精彩!这既是四川治水思路的一次飞跃，也是向毛时代历来“只算政治帐”的挑战，他明确摒弃了自喻“九个指头”的极端陈腐的计划经济，和劳民伤财的长官意志。我后来全面颠覆长征渠模式而招致权力打压时，就是把赵的这段讲话作为挡箭牌的。——作者)。

同年十二月上旬，省水利学会在洪雅举行了“四川盆地西水东调”学术研讨会(金健是会议主持者之一)。会议特邀“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华东水利学院、华北水利学院及武汉水利学院等六十二个单位派代表参加。一时学者专家云集。赵紫阳参会聆听并作笔记。最后，他对省内某县水利局一无名小卒提出的“长征渠北线方案”产生了浓厚兴趣，当即令水利厅安排派人配合，首先查明可行与否。

这是赵紫阳入川任内关于水利工作的最后一次指令。

这个任务最终落实到了我们规划四队。其时，我因挣扎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中，无心关注此事，但也跟随别人暗中否定着“长征渠北线方案”。同省上不少技术人员一样，我在骨子里也是瞧不起“县上土包子”的;至于水利厅官方对此事的消极态度，乃是有着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原因。对于老红军苗逢澍厅长而言，长征渠是他最大的政绩工程，也是一块纪念碑，心理上自然是很难接受由他批准上报的推荐方案被更改的，何况他即将离休了。巩坚壁处长则是推荐方案的主持者，加之他一生的大部精力都是忙于始自青衣江“小罗坝”时期的引水方案，直至两鬓斑白——上世纪30年代，他是在临近渠首枢纽附近的洪雅县恋爱并成亲的——不难想像，老人对此项工程的深挚情感或许比恋人还恋人。

如今，我仍然很怕想起他连续向我投来的两次眼神，一次是我刚刚“改正”后，投入临近尾声的“长征渠会战”时，他在新都招待所走廊上一把抱住我，末了把双手挂在我的肩头上，久久地望着我，眼中直白地流露着父爱般的关切和痛惜，最后竟失声痛哭了……另一次是我于一九八二年提出的《四川盆地丘陵区水利建设战略研究》颠覆了长征渠时，他眼中的讶异和愤怒令我不禁打了寒颤，尤其是他那慈祥的瘦脸气得抽搐时……

鉴于上述背景，关于“北线方案”的踏勘，是赵紫阳召来了广东陈大年接任厅长后才执行的。按厅、院具体负责人的糢糊指示，队上只派了一名草包级的人物配合那个县上来的小人物，其最终成果是个啥质量就不必多言了，呈给赵书记过目后，会否首肯也是不必多言了，反正流产了。习惯势力真可怕。一旦构成威权后，真难撼动。我继后的“战略研究”乃痛切地觉察到这个方案是个好东西——如果它途经线路的地质条件确实可行的话——就可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取代浩大的长征渠工程，且可换取更大的控灌效益。因为，当青衣江这个极其丰沛的水资源宝库，与都江堰这个位于最佳可行域中的“子水箱”连成一体的时候，即可充分利用盆地西北高的地势优势，劈头盖脑地流向东南，控灌盆地农业主产区(盆中红层丘陵区)，且可确保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发展需要。这是我放的“马后炮”。晚了，时间和机遇很难复制了。赵紫阳发现并提拔的那位仁寿县 “草鞋书记”杨汝岱坐直升飞机到了省上后，这个草包书记的口头禅叫做“抓大县”。事实上，他也只有能力去抓一个县，但他却抓了一个省，且是大省!显然，赵紫阳提拔他是不妥的，中共用人机制确属问题多多。

一九八零年后，赵紫阳渐渐从他异常热衷的四川水利淡岀了，首先转入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在广汉县首摘“人民公社”牌子，宣判了只会制造饥饿和死亡的农业乌托邦的死刑。一轮新的太阳首先从巴山蜀水冉冉升起了。

“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六年左右，不仅撑住了“频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危局，而且还是基本满足了巴蜀百姓的“吃粮”渴望之后才走的。临别前，近一亿四川城乡人民告别了票证经济。市场空前繁荣。作为社会生活的睛雨表，诸如杀猪匠、炊二哥、货车司机之类曾经吃香的职业已是无香可吃了，他们再拿两三个馒头，乃至加上一大盆回锅肉，也断无可能换得黄花闺女一宿了……

见鬼去吧，以虚代实，包括以实代实的瓜菜半年粮!

一九八一年，赵紫阳带着巴蜀苍生的希望和祝福上调中央后， 俟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后，他在总书记任上落得 “怀有篡党野心”的罪名时，令人们不禁哑然失笑了，尤其从李鹏的鲶鱼嘴巴一再吐出此语的时候——试问，权力塔尖上的总书记要“篡”塔尖上的总书记?——此类逻辑着实不乏中国特色，比站在扯谎坝子敲打破锣叫卖狗皮膏药还有味道。我也常常是在这份情趣之中观赏着李鹏之流的表演的。

简言之，朝堂上的权倾种种，尘世上的众生百态，嚷嚷之后，无论时间如何远去，蜀水巴山还是不会轻易忘记赵紫阳的，因为，他的背影不仅没有佝偻，而且含有布鲁诺般的挑战勇气和献身精神。

二、让一组数据来问罪

我案头上摊开了两份内容密切相关的原始资料——全省水土流失资料与水文泥沙资料——二者十分矛盾地纠缠在起。

自走完一九五八年伊始的“天堂路”后，四川省森林复盖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为百分之一十三，惨遭极度蹂躏，尤其是东部盆地区，其中，盆中地区少数县不到百分之一，被空前野蛮的人类活动置于水土流失重灾区。但，有个现象却令我好生奇怪，全省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年均水土流失总量明明在逐年剧增着，为啥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寸滩水文站实测的同期出境沙量却未明显增加呢?——我觉得是个大哑谜，蹊跷多多。

按各地各县上报统计资料汇总，一九七九年四川省各种水利工程达八十六万处以上(主要分布在东部盆地区尤其是红层丘陵区)，其中，各类水库工程达一万两千处，但大型水库仅有三座，且属“长藤结瓜”的囤蓄水库，库容合计不到三点五亿立方米，只占各类蓄水工程总容积的百分之三点五;中型水库容积合计仅占总容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小型水库则如星罗棋布，容积合计达五十二亿立方米以上，占总容积的百分之五十三。这些数据虽然十分枯燥，但在业内人士眼里，它却涵盖着一个活生生的触目惊心的悲惨事实：一是这种极不合理的蓄水结构对天然洪水的控制能力极差，百年不遇的“八一.七洪水”之所以得以咆哮洗劫盆地沿岸城乡，那是因为洪水失控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以致才会财物横江，呼救之声不绝于耳，惨象令人至今难忘;二是同李井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水库派”着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是否又派生了另一个特殊功能呢?是否同三峡出口沙量尚未急剧增加有关呢?—— 我急切地渴望梳理这团乱麻。

四川省各类资源尤其是水资源之丰富只会叫人羡慕。省境内年均河川径流总量达三千零五十七亿立方米，境外来水一千四百二十八亿立方米，共计四千四百八十五亿立方米，而全省蓄、引、提工程统计水量仅有一百七十七亿立方米，利用率甚低，潜力巨大。而按全省耕地统计面积一亿亩平均，亩圴工程水量仍可达到一百七十七立方米，这个水准也不低。但是，一经我们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后，则与各地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不该缺水的地方竟年年大呼旱情严重，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其蹊跷究竟何在呢?……

带着上述疑团及迷思，还有我的好奇心和更大的难言之隐，遂将此项研究课题，按盆地河流特性，分割成了几个自然片，再按不同地貌单元选择了几个典型县，就立即启程了，并下意识地首赴乐山地区，因为那是安丽的生地，不仅有她魂归小镇的无头尸在召唤着我，而且还有我留下的孽债——鬼跳岩边未被摔毁的腹中生命……但，这却像海底捞针，一是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二是我也并不知道我的儿子是谁(连姓名也不知道);三是他压根就没有随他的母亲回过故里。他的外祖母(“花蝴蝶”)早就故去了。是的，这孩子既像一个幽灵来世，又像一个影子飘浮，在人世间变得扑朔迷离了……但他更像一个符号， 一个活生生的符号，既是中国三年阳萎结束的标志，也是中国在“刘邓路线”中始得坚挺的证明;他既是逢场作戏及“阶级报复”的恶之果，也是簿命红颜的欲之花，当然还得首先感谢马边河提供的高蛋白(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小球藻)。归根结蒂，它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脱毛公鸡翟老头的得意之作：可拿安丽母子的生命和命运充抵他的绿帽子……

我不敢细想了，尤其不敢细想安丽非得卖淫才能养活她的儿子时，该是如何叫孩子避开的;如果避不开，可怜的孩子在懂事之后，又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人间丑恶的——好奇吗?惊讶吗?害怕吗?或者愤怒!——尤其碰上自已的母亲被醉鬼抓住头髪打骂的时候……因为他“很精灵”，不像莫泊桑笔下扫马粪的那个笨孩子……

哦，你在哪里?儿子……我心中的这声呼唤折磨着我的后半生，尤其每当闪现着安丽被敲烂的“砂罐”和她惊人的美丽时，罪感就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好在我还能揣着罪感和歉疚硬撑着，让敬业精神和好奇心支持我逐步揭开了上述数据中的蹊跷和秘底……

在考察中，每当见到各地中、小型水库，以及多如繁星的山湾塘及平塘的淤废情势时，不禁令人触目惊心，其中有的才建成四、五年。迷惑中，直观印象的连续积累终于令我猛然大悟了，而且敢于断定这是盆地一万二千座中、小型水库和近七十万口山湾塘频于半数报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为“小高炉”、“老虎灶”和持续不断地烂砍烂伐，盗砍盗伐，付出了沉重代价——成了一场人祸浩劫的“拦沙凼”!从而才使三峡年均出川泥沙量没有明显增加。此乃只算政治帐的奥妙，确属毛氏治国有方!

破译了第一蹊跷后，我十分兴奋。第二个问题则是农田面积暗含的“水份”，对于较大灌区，我还看不出来，只着重目估了一些小型水库的灌溉面积，最后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印象：其实际面积尽皆明显大于上报的统计面积!

最后，乐至县王县长替我解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各县书记、县长的衣篼里都有两本胀，一本是用来对付上面的，叫“统计资料”;一本是耕地实际面积资料。而后者面积一般都为前者的一点五倍左右，其隐衷有二：一是为了“瞒产私分”，尽量不再饿死人;二是惟有做假才可“超额完成”上面下达的征收指标和统购指标，且可避免“右倾”被斗。这是专制高压体制的一大杰作，也是假、大、空得以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础。我不禁为之愕然了，赶紧向罗副厅长作了汇报。

不久，由测绘部门提供的耕地航测资料确认：四川省实际耕地面积为一点五亿亩(不是原来的一亿亩)，即比上报统计面积高出百分之五十左右，与我的抽样调查完全合拍。这个“误差”既可喜又可悲。但是，我们没日没夜地依靠计算尺和算盘滴滴答答的水量平衡计算，就像被一个历史怪物牵着鼻子演马戏，类同如今的中国股市，什么K线不K线，基础资料几乎都是虚假的。但，正是这样的“资料成果”，曾长期成为毛时代的“基础资料”(谓之“统计资料”)，而后毛时代也常常奉之为衣钵——类似莫柏桑笔下的那个人妖之母——马戏团无论要个什么模样的怪胎，这妖母用布条缠纒肚皮都是可以办得到的。

那当头的系列假字曾引起过我的系列联想，尤其是成都平原“非正常下降人口栏”中的三十六万。如果以假数据作为数轴上的中点，假的虚拟数字即可向正负两极任意延伸，其要领则是满足政治需要。若为了部门利益和喜事邀功，即可按需要向正极任意延伸(俗称虚报)，同样，凡是悲事、坏事和丧事也可按需要向负极任意延伸(俗称缩水)。若参照上述百分之五十的“误差”指标修正，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在“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里，饿死人数就该是五十四万了!此值同我这个抬尸队队员兼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幸存者的直观印象也是大体合拍的——我在紫坪铺库区茅亭公社和鱼嘴右岸青城山下，曾参与抬埋过四十至五十人——由于当时神经系统频于极端紊乱状态，脑瓜子已是记不清楚确切的数据尾数了。另从政治身份看，可肯定他们都是供在毛的政治神坛上的“贫下中农”，其中没半个“地富反坏右”;据之可推断，在成都平原纯属饿死的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人中，几乎全是“呼尔嘿哟”的膜拜者，即一个总是被人着鼻子害人及被害的阶级。

论及自然灾害，从范畴学看，乃是泛指旱灾、洪灾、风灾、雪灾、震灾及地质灾害等等。当年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是特指什么呢?就成都平原而言，是“沫水之害”(洪灾)吗?无;旱灾吗?更无。“愈是天亁愈吃饱饭”，这是川西民谚。他们为啥渴望天亁呢?一是平原地区光热资源相对贫乏，影响作物产量;二是丰水年的地下水位相对较高，形成的“冷浸田”相对较多，致使农田生态不良，影响作物产量。既如此，而且又是获得了都江堰的灌溉保证的前提条件下，西川百姓何以会在“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好年景，驯顺地美美地倒毙三十六万至五十四万呢?他们何以会听任“万户萧瑟鬼唱歌”替代“到处莺歌舞”呢?他们何以会听任“革命浪漫主义”和“新民歌运动”给他们罩上一层层美丽的裹尸布呢?——作为这场空前人祸的亲历者，我至今都还弄不明白。那就问问历史吧，这段历史就在昨天!

朋友，这岂止是人祸，岂止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黑暗的时刻!它的悲惨程度是但丁的《地狱篇》不可比拟的，因为这座地狱是设置在净界，在人间，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景里，当然也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对生命的弥留时刻也是有一个特殊规定的：当你饿得快死的时候，你只能说“吃得饱，吃得好!” 否则，就会冠以“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叫你死得更快更惨的。

不信吗?那你就赶紧去找熬过“粮食关”的人们问问吧。

有个死亡案例令我终身挥之不去。大马电站工程局有个肿得发亮的大个子“右派”，他只因敢于咕哝一声“吃不饱”就被活活斗死了，但这也可算当年少有的骨气。他先被责令站着，接受“吃得饱”的水肿患者的批斗和辱骂，少顷， 他就变成了一个软骨人，摇摇晃晃地摊倒在地皮上，梦呓般地嘀咕着：

“我就是吃、吃不饱哇……我好想、好想吃一顿肉哇，愈肥愈好哇……”他终于把“吃不饱”补充得比较完整了。

紧接一声惨叫后，他就拼命地啃着地皮子，发疯似的抓着心窝子，然后就不动了，趴在地上断气了，批斗会也就到此结束了。我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也没有缘分见到过他的本来面目，极度的浮肿已经把他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脸面上只剩下了一点鼻子的尖子，几乎不见鼻孔了，活像即将被淹没的一个孤岛，全靠呲开的嘴巴呵气，膨胀的大脑袋老是一晃一晃的，好像刻意要同世间众人多打招呼……有一次，他偷摘了别人种的南瓜，正被抓住打骂时，我才知道这个只顾贪婪地啃着嫩南瓜的汉子也是“右派”，赶忙上前替他解围，但他并没有向我这个陌生“右派”道声谢，只用一付木讷而浮肿的面具对着我，仍然啃着南瓜。稍后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搞测量的，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类似程定琮(程高个)那样的高材生，比我年长两三岁。如今，我只能顺带向他点燃一柱心香，祝愿我的这位英年早逝的陌生的难友早日安息……

你们真能安息吗?我的全体死去的难友啊，中国已从“天堂路”上走过好多年了，如今的“八零后”、“九零后”已经不知道你们了，“零零后”，以及之后的“n n后”就更不知道你们了——这才是冤死者的最大悲哀啊，苍天……

历史似乎已被保险柜锁死了，比秦城的大墻更高更厚。

　　三、四川，你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这是问罪的逻辑延伸，也是一个看似没有终端的命题，令人痛苦。即使我凭我的工作之便也仍然揭不开这个盖子，哪怕只弄到几个不同地貌单元县的“非正常下降”资料也好。因为，每当触及这个题目时，书记和县长们尽都沉默了，这自然是他们心有余悸。我猜测，对这样的“绝密”材料么，从中央到地方皆是下了死命令的。 俟至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地震时，军队奉命在各县挡案馆废墟上不遗余力地挖掘、抢救的“保密资料”中，估计也有这类纸屑。原温江地区“非正常下降”的三十六万之所以被揭穿，那是多亏了当代“楚霸王”红卫兵(谢谢他们帮了毛的倒忙)。之后，我也一直以它为参照模数，加上若干口碑资料，暗自进行过定量分析。人命毕竟不是蝼蚁。在四川全省绝非“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正常年景里，且在和平条件下，死得不如蝼蚁的万千生命不该是永远沉默的，除非生者也像死者!

尊严，这是一个民族活得有价值的基石。

好在一经“改正”了“右派问题”后，我的份内使命尚可名正言顺地收集各地旱情系列资料(包括“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大死亡的相应时段)。与成都平原“愈是天亁愈吃饱饭”的特例相比较，光热资源相对丰富的广袤的红层丘陵地区就不尽相同了，在当地径流相对贫乏，即水因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会由旱情导致农田亁涸，变成灾害了。从古至今，除了川西大坝子，各地旱情年年都有，或大或小，此起彼伏，一般由官方赈灾并辅以民间施善即可度过。凡逢百年不遇者，先人的记载常用“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来描述，“人相食”的惨剧也发生过。赵紫阳曾特称盆中乐至、安岳、金堂等县为“毁灭性亁旱区”。在他任上的一九七九年，该区有的地方几乎棵粒无收，还用汽车运水救急，但最终却无一名饿殍倒毙。而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省内各地皆未发生较大面积的连续亁旱，更无特大连续亁旱，其旱情也远远不及一九七九年。这是有案可查的。鉴于我当年收集的部分亁旱资料及各县上报资料未能整理成册，皆应急性地用在各个专题中了，分散了。为节约篇幅计，现谨以《成都水旱灾害志》(一九九五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主要依据，该书由德高望重的熊达成教授任顾问并作序。我信得过他的人品。他不会撒谎，间或只会绕开敏感问题走。

这册“灾害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不是特指成都市区和近郊，而是包括了卭崃、蒲江、大邑、崇庆(崇州市)、新津、双流、温江、郫县、灌县(都江堰市)、彭县(彭州市)、新都、青白江区、龙泉驿区及金堂县等卫星城，泛称“大成都”，即西起邛崃山区、东入盆中丘陵区、北嵌龙门山区、南接雅安冰川台地区，兼有高山、中山、低山、台地、丘陵及平原等地貌单元，其旱象的发生情势及程度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鉴此，该书足可进一步证明“大跃进”中的四川有无全省性的“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等问题。

仅以旱灾论，该书在第四章“旱灾典型”中举了五例：

一是一九零二年壬寅大旱;二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丙丁大旱;三是一九四二年双流县东山地区大旱;四是一九八七年特大亁旱;五是一九九四年特大亁旱。

书中断无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特大连续亁旱”，换言之，这是特大暴君制造的特大谎言。所以，人祸的有无已是一个勿须特别论证的问题了。

在书末附录的“水旱灾害大事记”中，上溯至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纪啇代早期伊始，至西元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蜀守李冰领导建成都江堰为止，蜀地皆以洪患为主;之后，成都平原即“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且为“国赋根本”(诸葛亮语)，断无哀鸿声起。直至民国时期(即毛时代一贯特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美如锦绣的川西大坝子仍然如此。即使时逢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四川也出现了该书记述的“水利建设高潮，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关饿死人的记载，在“反动统治时期”也只有一次半，一次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卭崃、蒲江继上年冬亁，春夏连旱缺雨，回龙乡(位于低山、深丘区)各村冬水田全部亁裂，颗粒无收，全乡饿死九十余人，有三户全家饿毙。” 另半次仍发生在这两县境内，时间已移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其中“卭崃县山丘区水田亁裂……秋成歉收，乡民糠菜度荒，间(或)有饿毙者。”——我对此次“饿毙”之所以定为半次，是因该书在此处将“间(或)”也作为量化词使用了，这类似初等数学课本中的χ，可供因需取值。请读者注意，中共党文化在偷换概念时，使用的中间转换环节常常都是用的这个χ，只不过它比死捂盖子还是稍稍好一些。

在该书中，当然还是看不到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岂止“三户全家饿毙”的丝毫痕迹的，就连χ即“间(或)”也没有。关于这个“饿毙”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同忘年之交熊达成教授曾经有过一次单独对话：

“教授，过粮食关饿死人的事情，您不会不知道吧?”

“哪会不知道!我都水肿呐。”

“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角度讲，不该是天灾吧?”

“那当然。”

“说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您看，总不为过吧?”

“当然……”

“您晓不晓得川西坝子饿死了多少人?”

他摇摇头，嘘着气。

“三十六万!至少是!”

“哦?!……”鹤发童颜的老人沉默了，神色十分凝重。

“既然都江堰灌区都死得这样惨，别的地方不会更好吧?”

“那是当然……”

“您看、中国人的命，是不是太贱了?一文钱不值!”

“……”他不作答，双手捂面。

“教授，我只想顺便弄清具体真象，凭着良知……”接着，我向他扼要诉说了我在茅亭抬尸队的经历，以及在青城山下被置入死人堆和爬出死人堆的切身感受，还有各种直观印象，以及耳闻惨状……

他摘下眼镜拭拭眼角后，沉吟道：“好在这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也太敏感了。咱们向前看吧。你的聪明才智十分突出，就把精力集中在四川水利课题上吧。还有一系列课题咧，花一辈子时间都不够。其实，这也是对万千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也是我对你的期待……”

隔了十余年后，看到老人在病榻上作序的这册资料性的(也当是史实性的)志书后，尽管我对他当年告诫的“向前看”，对他的仍然绕开敏感问题走，连χ也不敢留一个的作法，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不过，令人眼前一亮的部位还是有的，他终于在序言中陈诉了另一个史实：

“予行年八十，亲历成都大洪灾三次(一九三三年岷江迭溪地震塞江溃坝洪水，一九四七和-九八一年平原区间暴雨洪水)。一九四七年洪灾后，予出任四川省导河委员会(府河、南河)导修工程处处长，以省外赈款修复自北门洞子口至彭山县江口河段的桥梁、河堤、堰头、船闸等人毁工程及掏河工事凡四十六处。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所幸工程成后，一九四八至-九四九年成都连续出现洪水，沿河城乡均庆安澜，于心斯慰耳。”

教授“于心斯慰”的年头正是民国政府面临全局崩溃的前夕，但，即使大厦将倾吧，这个政府却仍使成都“沿河城乡均庆安澜”。即使出现“陷民于水火”的旱洪灾害时，“国民党反动政权”也是允许新闻单位进行深度报导的，例如：

“衣、食、住、行是人民的必须条件，博、爱、歌、舞是人民的精神娱乐，前者则不可一日缺，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必须条件可以影响国家安危，社会的平乱。回看明末的饥荒，寇乱倾明廷于满夷，又看法国大革命的烽火，也是肇端于政治经济的混乱。成都前几天的米荒，闹得满城饥民抢食，这明明告诉了食的问题，已发展到了社会治安问题，可以纵之而起……这一次的水灾是数十年未有，其深重也百倍于往昔……那白茫茫一片汪洋，分不开江河田野，尤其是南北两门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无家可归嗷嗷待哺的灾民……政府的先生们，望你们滴一点同情泪，从速实现救济工作，那么他们感戴你们的恩德，真是万古长流，山高海深。”(摘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成都《新新新闻》第十版《灾区巡礼》)。

熊教授在前所言之“于心斯慰”也者，乃正是这位年轻的留美博士奉命在次年修复完善的系列水毁工程。当局者不仅没有去抓“恶毒攻击”者，而且对该报进一步披露的系列惨象和灾情也是没有计较的。例如：

“这一次(仅)成都市区受灾居民就在十万以上，房屋家俱衣物财产价值五十亿元以上，百分之三十的贫民都是倾家荡产，颗粒无存，他们那种内心的恐惧和求济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浓厚，你们如果去问他们受灾的情形，他们总是会带着哀情的语调向你吐诉，甚至还有跪着之礼……”

可怜的中国百姓。

但是，当时间仅仅相隔十年后，也是在同一空间里，毛泽东谛造的“新中国”又给天下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呢?……只要一想起那段比地狱还地狱的日子，我就会发冷发抖的，心中也忍不住反复询问于天下生者：

一、万千死者为何死得那么规矩?为何从未发生“满城饥民抢食”的景象?竟连求生本能也给丧失殆尽了?

二、中共各级党报“喉舌”是否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尸陈天府，为何还写得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还将愈来愈好” ?——这种死不要脸的厚脸皮是如何炼就的?这个谎言机器是如何制造的?

上列两个问题中的问号皆已涵盖在本书主题中。如果当年“喉舌”中的笔杆子稍有《新新新闻》的自由度和责任感，兴许“非正常下降”的人数资料就不致被尘封至今了!而仅仅以此点相比较，就值得人们好好咀嚼毛的“共和”与“民主”是否优于“国民党反动派”了。但，最为可怕的还是后毛时代对此事的暧昧态度——类似掩耳盗铃。

请读者注意，二零零八年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且也是“大跃进”五十年。除了口径一致地讴歌改革三十年外，至少对始自一九五八年的“天堂路”也该有个交代了吧。人命不是草，人血不是水。我敢断言，全国至少饿死了四千万——比“汶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亡人数高出四百倍还要多——而且皆属人祸!即使不作清算，也总不至于总拿“舆论导向”来封住天下人的嘴巴吧?

笔者对此事的定量分析从未中止。只要党国敢于打开地下室的保险柜就可了结这桩悬案了，如果是我夸大了，愿受党国之法，惩而办之;反之，即可证明党国高官之心乃是虚而悬之的，因为他们清楚，仅国中一省的四川就足可震惊天下了。如果生者与未生者对之永远保持沉默，那将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

尊敬的读者，请你原谅我在这几个章节中对有关人祸问题的非文学处理吧，因为，只有数据推导才可定量托出当年人祸的惨烈程度，只要你能联想到暴君的铁蹄下的铺路白骨，尤其是四千多万双无目的眼睛，你就不会觉得这些数字枯燥乏味了。

在足可断定绝非天灾而是绝对人祸的前提条件下，我对“死亡揭秘”的执着劲头，毫不亚于我在蜀王墓穴的淤泥中寻找“蚕丛碑”。我总觉得我至少会看见如同墓中小草爬向天光的那一丝希望。自结识乐至王县长后，我的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由于我的份内工作之一还有负责指导全省地、县两级水利区划的任务，而位于涪、沱二江分水岭上的乐至县是我选择的重点县之一，这片亁涸而高傲的红层丘陵哺育了陈毅元帅。当地百姓也很有脾气。这是曾经的一幕：凡贴有“打倒陈毅”标语的汽车入城后，就会很快变成废铁的。而对于有德有才的贴心人，他们也会一致拥戴，包括昔日落难的人下人。刚刚获得“改正”的“老右王眼镜”，就是在全县百姓、尤其是全县农民的呼声中当上县长的。他是解冻初期的一个特例，是真正的民选县长;他是袁隆平的同学，本来也当很有成就;他也很有性格，我们一见如故。当我向他单独透露了我的一些“份外”想法后，他断然表示，就是“偷”，我也要帮你“偷”一份。当他最终还是没有“偷”成的时候，除了歉疚之外，就向我详细讲述了他曾经所在的那个生产大队的死人景象，但仍属惨状描述，说不出具体数据，因为当年绝对不准说饿死人，谁也不敢说，何况还是右派，除非你不想活命了。看来，那时身陷农村与留在本系统的右派相比，处境更遭，在第一时间的见闻还没有我的多。时隔多年后，即使拥有自由身的袁隆平教授在央视专访中，谈到他决心研究水稻新品种的初衷时，也只能(自然也是忍不住)流露了他挥之不去的记忆而已：

“惨哇，到处有人挨饿，有的倒在路上，有的倒在沟边，有的趴在地上……”

我估计袁教授也是说不出某个行政单元的具体死亡人数的。中共的保密水准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或许正是党国炫耀“人民江山万年长”的依据之一。

类似袁教授所言之惨象，我后来在全省各地听得很多很多，包括人吃人和人肉包子等。于是，我就着手以全省二十个地(市、州)为板块单元，取各地农业人口为权重参数，以耳闻的惨烈程度为修正系数，再分别乘以死亡系数(如温江地区三十六万死者所占该区一九五七年人口的百分比)，取其乘积集之和即为四川全省在“天堂路”上倒毙的死魂灵。最初，对于费神求得的演算结果，我本人也不敢相信，竟达九百万左右，约占一九五七年全川总人口七千万的百分之十三，占农业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万的百分之十五有余，即平均每百个农民中就饿死了十五人!这令我不禁毛骨悚然了，只敢藏在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还原历史，必须慎重对待。

好了，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一九八六四川经济年鉴》(四川科技出版社)终于在“四川人口概况”一章的“人口发展迅速”一节中漏馅了，兹摘引于下(恳请读者切莫嫌它枯燥，为了死者，无妨认真读读)：

“四川总人口(含重庆市)，一九四九年为五千七三十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点六……一九五七年突破七千万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八。此后，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九六四年总人口(降)为六千八百九十八万人，一九六九年突破八千万人，一九七四年达九千二百七十万人，从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千分之三十。”(见十八页)。

这部装帧精美的《年鉴》编委会是由省委副书记顾金池任主任，副主任有副省长蒲海清等六人，另有省委书记杨汝岱作序，还有省长蒋民宽和张爱萍上将等人的题辞，可见重视程度及其权威性，供死亡解秘乃是比较可靠的，只可惜他们还是用牛皮纸糊住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这一时段极其关键的和敏感的U型曲线，最终只得无可奈何地漏出了一个黑洞一九六四年，而且也只好拿此年来搪塞“大跃进”的“影响”。请注意，即使如此，一九六四年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虽然它是处在“刘邓路线”给人间注入生机的人口回升曲线的一个高位上，但仍比人口正常的一九五七年(七千万人)减少了一百零二万人，而从这个点位反推至该时段的低谷点位，即可呈现被糊住的U型曲线了。我揣测，书记、省长们也同样被这个死亡高峰期的千万死魂灵吓坏了，以致才提前找话稀释，并讴歌般地写道：“由于劳动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生活安定，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人口死亡率才从建国前的千分之四十下降到千分之八左右……”(仍见十八页)。

啊，天啦，天!苍天之下可真有这码子通行证?该叫卑鄙或叫无耻呢?

但是，且慢，被后毛们“省略”了的U型曲线仍然客观存着。在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咱中华民族在“大跃进”中的整体阳萎，同世间生命的急剧消失乃是基本同步发生的，集中在一九五九年芦山会议打倒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并立即掀起全国性的“反右倾”恶浪之后，与之相应的死亡高峰是一九六一与一九六一年际之间，以公共食堂只可供应大锅清水汤和老虎灶完全不冒青烟为标志;同样，整体阳萎的复苏与世间生命死亡减缓的速度也是基本同步的，与之相应的生命回升曲线的拐点是一九六一年夏季至年底，是当年党中央(即毛魔封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文鼓励“生产自救”的时候，也就是安丽帮助我在野山中重新变成男人之时开始的，其主要标志是男人脸上开始不肿了，女人开始挺起大肚子了。这期间的生育反弹则是爆发性的。被饥饿剥夺多年的全民性的性冲动犹如下山猛虎，尤其是男人，重点是文化娱乐奇缺的全国农村。在西岭雪山下，林玉芳向我讲的句句属实，“饿过了，吃饱了，农村没耍事，只要天一黑，他就扭到我不放，弄得我害了一身妇科病，”—— 这个足令人性蒙羞的本底原因，恰是始自一九六一年底未入《年鉴》的畸态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动力，所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只需首先求出一九六一年年末全省总人口，然后与一九五八年年末全省总人口相减，即为全省死亡人数的近似值。

根据以上官方数据分析及推导(演算过程暂略)，求得一九六一年底全省总人口为六千一百八十六点四万人、一九五八年底人口为七千零七十万人，二者相减为八百八十四万人——这就是四川死人总数推算结果之一。此值同前次推算的四川全省饿死九百万人基本吻合。

后来见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先生写的《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时，我的眼眶立刻充泪了。作为这场人祸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我首先代表长眠巴蜀大地数十载的万千冥魂感谢曹树基教授了。我特别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了以曹教授为代表的并不佝偻的学者身影了。教授卓有成效的研究是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算的，其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达九百四十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

看来，我第一次分析计算求得的九百万与曹教授得出的九百四十万是基本吻合的，第二次稍有出入是我更加偏于保守，着重针对的是“连续三年”，故在U型死亡曲线上对前后两年渐变段(即一九五八及一九六二年)作了省略，若补上，就基本相当了。显然，这三个数据已逼近“大跃进”的真实死亡人数了，但我更认可曹教授的九百四十万。我认为这三个数据都是刻在同一块无言石碑上的无声控诉。无论时间如何远去，巴蜀“千水”都不可能洗去这桩空前绝后的滔天罪行。

如果将四川的九百四十万作为模数推算全国死亡人数，又岂止四千万!当然，各省情况不尽相同，宜按曹树基教授的思路和方法各各进行，其最终的汇总结果，我敢断言不会少于四千万，因当年的河南、安嶶、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省(区)也是撑不住了，已向亡族绝种极限逼近了……如果真能熬到“绝密”公开的那一天，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事情肯定多多，岂止人肉包子!岂止人吃人!岂止四千万!

也许读者会问，四川的人祸何以如此惨烈呢?饿殍们又何以死得如此平静呢?

前一个问题好回答，一是四川历有“天府”美名，农业大省，承担了更多的高指标，尤其被“高产卫星”等谎言注水之后，圣上向“注水猪肉”挥来的屠刀就愈发厉害了;二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共产主义风格”夺了全国之冠，这位封疆大吏把粮种和种猪也一并收括运往北京、上海等地去了，其间，他则由政治局后补委员被毛擢升为政治局委员，而脚下却踩着白骨九百四十万!

后一个问题——饿殍们何以死得如此平静乃非三言两语可道明——鉴于现代谎言机器加现代热兵器足可蒙骗并震慑天下苍生，令人难以确切回答，但，它正是本书探索求解的主、客体对象，可视之为疏离普遍规律和普世值价的混合体，很像一团肉浆，它是任人宰杀的结果，腥味仍在，但却可叫每个生者首先扪心问问自已：我还盲从吗?我还怯懦吗?

嗨，九百四十万，四千万中的九百四十万，历史曾用“革命浪漫主义”替代裹尸布裹住的蜀水巴山哟，历史又悄悄从你们身上踩过去的九百四十万呀，你们已然瞑目了吗?你们还是那么平静吗?作为幸存而苟存至今的生者，我没有忘记你们，尤其是王家冲的那一坡野冢，还有七里香丛中的那个母子坟，小妇人出穴的精灵仿佛还在向我说：请不要忘了我们唷，死得最可怜的要算我的牛娃哦——这是四千万以上饿死鬼没有尽头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