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滚石》专访达赖喇嘛

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祖拉康寺、艳阳高照，数百名藏人聚集在院子里准备参加一场盛宴。佛教僧侣们舀出白米饭和炖蔬菜分给众人，一时号角冲天，铙钹齐鸣。这种仪式在这儿司空见惯，僧侣们常常向当地村民分发食物，积累善业功德 —— 但这儿的节日气氛似乎与寺庙只有一墙之隔的高僧的心境相通。尽管众多民众衷心请愿，达赖喇嘛终于得偿所愿，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正式退休。

西藏议会曾两度敦促尊者能够重新考虑，但他甚至拒绝读一读他们所写的来信，也不愿与议员们会面。他下定了决心。5月29日，文件得到签署，《西藏宪章》也被修订。该法案标志着西藏流亡社区自愿进行政教分离，这一点令人瞩目：350多年来，达赖喇嘛不再是西藏人民政教合一的领袖。

虽然西藏流亡政府这几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但是达赖喇嘛在流亡社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上仍然有最终决定权。他任命外国使节，决定与中国谈判的范围和时间，有权签署或否决法案，甚至解散议会。现在，随着他的签署，他的正式头衔已经从“国家领袖”变成了“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保护者和象征”。达赖喇嘛的许多政治责任将落在洛桑森格的肩头，这是一位43岁的哈佛大学法学学者，他在4月份当选为总理。

中国将这次权利转移称为一个“政治把戏”，拒绝会见森格。共产党政府相信，西藏自治的斗争将随着达赖喇嘛逝世而灰飞烟灭；他们所要做的的就是等待。但是尊者还政于民，依靠民主制度做为反抗中国压迫的有效保障。尊者已年届76，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为西藏掌舵。他相信，藏人必须学会自己扬帆前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出生于藏族小村庄的一户农民家庭。按照古老的传统、高级喇嘛和护法神的梦境和冥想，最终带领搜索团队找到了这个男孩。两岁时，他成功地辨认出他在前世的遗物和熟人，并被正式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四岁时，他进入首都拉萨，被任命为西藏人民的宗教领袖。15岁时，他成为国家元首。1959年，西藏与中国军队的紧张局势达到顶点，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领导流亡藏人。

回顾60多年的领导生涯，达赖喇嘛有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他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成功的流亡政府，坚定反抗暴政。作为第一个到西方访问的达赖喇嘛，他终生向大众称赞非暴力的优点，为此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他仍然是他的国家的斗争的化身。

我从1990就认识尊者；当时，我为《昆顿》（译注：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之一）担任编剧，这是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影片，讲述达赖喇嘛的童年。自那以后，我们就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我成为一名活动家，为西藏自治继续努力，并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董事。我每天都祈祷丹增嘉措长命百岁。

6月2日，当我们重逢于达赖喇嘛接待处，位于印度山城麦克劳德甘吉一座主要寺庙的背后，他问我，他是否还象上次相遇时那样健康。是的，我告诉他 —— 甚至更年轻。但是，我补充说，他的眼睛看起来老了点。他说，“这才对，” 不过他告诉我，他并不需要重新检查眼镜度数 —— 部分因为他不用计算机。“我甚至从来没试过，”他说，一下子笑了起来，发出招牌式热情洋溢的笑声。“我不会用！”

让我们从那一天开始谈吧；1950年，您成为西藏政府的首脑。当时您只有15岁，而中国人正在入侵你的国家 。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人们要我我负起责任，我的反应是，我还是依照达赖喇嘛的传统比较好，18岁再亲政。15岁有点为时过早。然后，他们再一次请求我。当时，中国已经占领了昌都[西藏东部的山区]。人们非常焦虑。所以我承担起了责任。当共产党的解放军抵达拉萨时，我的第一个命令是，从拉萨逃到印度边境。所以我想，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我亲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逃离拉萨！[ 笑 ]

所以现在，61年以后，您刚刚从政府首脑的职位上退下来。您真的是从儿时起就一直在为此刻准备 —— 退休，实现政教分离。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生根发芽的？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那时还住在拉萨；当时我和普通百姓有些非常亲密的接触，主要是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的清洁工人。我总和他们一起玩，有时一块吃饭。我从仆人那儿到一些真实信息，拉萨城发生着什么事。我经常听说那些人经历的不公正的事。于是，我逐渐了解我们的体制 —— 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您亲政后不久，您决定想要对旧制度进行改革？

1952年的时候，我想成立一个改革委员会。我想开始进行某种改变。但我面临着一项重大障碍 —— 中国官员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革，这种方式已经在汉地实施。 中国人认为，如果西藏的改革是由藏人自己发起的，可能会妨碍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因此就变得很困难。

1954年，您前往中国，并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改革 。 它和您对西藏的设想一样吗？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西藏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到中国访问。北京的人代会纪律非常严明！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大代表敢于提出什么建议。他们会提出一两点，但只是对措辞的很小的修正[笑]。没有真正有意义的讨论。

后来，1956年，我来到印度。我访问了印度国会。我发现了巨大的反差。印度国会声音嘈杂，没什么纪律。这是一个完全言论自由的明显标志。印度国会议员喜欢批评他们的政府。所以我意识到，这是民主的含义 —— 言论自由。我对民主制度因此印象深刻。

您喜欢民主的众说纷纭，杂乱无章吗？

1959年，当我们决定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我问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是否将支持我们的提案。 他拒绝了。他觉得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没什么用。他告诉我，美国不会和中国就西藏开战。后来，我又会见尼赫鲁，而我有点焦虑（笑）。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神情自若！我学习到，是的 —— 这是一个实践民主的领导者。分歧是正常的事。

1960年我到达印度之后，许多藏人来到菩提伽耶，寻求我的教诲。我们就在那儿决定成立代议制政府 —— 民主化的第一步。从那时起，作为难民，我们一步步走向全面民主化。在过去10年来，我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自认为是一名高级顾问。2009年以来，在许多场合，我表示，“现在我期待完全退休。”今年3月10日，我正式提出，现在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将把所有的政治权威移交给藏人行政中央。

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急于要赶走他们的领导人。但西藏人非常不愿意让您退休。这是为什么呢？

在感情上、精神上，他们仍然尊重我。我宣布我退休后，他们要求我应该继续履行我的责任。我谢绝了。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考虑至少拥有一个头衔，担任国家虚位元首。虚位元首？我不喜欢。象英国女王那样？当然，我个人很赞赏她。很棒。但这个体制呢？[笑] 如果你是一位虚君，那么你总该干点事！否则，我只是挂个名。别人写声明，由我来读？我知道这是什么 —— 一个傀儡。

自从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甘丹颇章有350年的历史，承担真正的政治责任。而在五世之前，达赖喇嘛仅仅是宗教领袖。我始终相信，国家由国王统治的规则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必须与时共进。

所以现在把我的政治权威移交给民选政府。我感到高兴。他们承担全部政治责任；而我只是一位纯粹的宗教领袖。但是，如果他们需要我，我当仁不让。

您的退休有什么个人因素吗？

我总是告诉人们，宗教机构和政治机构应该分离。因此，当我一边告诉人们这一点，一边又继续担任政教合一的领袖。虚伪！[笑] 那么，我必须知行合一、以身作则。

此外，我有一个比较自私的理由。 在达赖喇嘛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而自五世以来，达赖喇嘛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宗教方面有一些争议。现在我退休后，达赖喇嘛世系将更纯净，更稳定。我觉得我们必须把政治责任分离。达赖喇嘛不应该继续这一责任。所以这是自私的理由 —— 保护达赖喇嘛的传统。不参与政治的达赖喇嘛世系更安全。

我完全相信，西藏人可以承担各项工作。因此，本人自愿，自豪地决定，延续四百年的传统应该结束。

这并不意味着达赖喇嘛世系的结束。 该世系仍然作为一种宗教角色而存在。 不仅我这一代；如果西藏人民希望达赖喇嘛世系继续，它仍将不断延续。

在我的余生，我将全力以赴地支持：促进宗教和谐。 提升人类价值和幸福。诸如此类。

所以，您会继续您的日常生活？ 我知道，每天早上，您会为众生祈祷 。当您为我们祈祷时，您都祈求些什么？

我经常告诉人们，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对话的世纪。和平不会来自冥想，也不来自佛祖。和平必须依靠我们人类的努力，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因此这意味着，每当我们面临问题，就要对话，这是唯一的途径。为此，每个人需要从心底里解除武装。因此，我们应该做出一点点贡献，以期在本世纪实现一个和平慈爱的世界。这是我的心愿。它不会马上到来。但是，我们必须作出努力。现在它看起来仅仅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必须作出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然后，如果我们努力之后还是失败了，我们不遗憾。

这可能会令人们惊讶，您真的言行一致：一个简单的和尚。

几天前，就在这个房间，藏人的政治领导一起来看我。他们带来[有关我退休]的宪章修正案。 他们解释条款内容，然后他们请我阅读。 我回答说：“哦，即使我读完了我也不会完全明白。因此，没关系啦。” 然后我问他们，“我应该在哪签字呢？” [笑]

这可够危险的！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和尚的标志！

你是否担心，有人认为您退休的决定是错误的？

是的，一些藏人，尤其是年轻的藏人，批评这一决定。

这仅仅是因为害怕吗？还是对西藏的未来，有什么合理的关切吗？

有些人认为，这一决定太着急了一点。 他们不知道，你看，我的这些想法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形成的。

达赖喇嘛长期依靠西藏护法神的意见。就您的退休问题，您是否向护法神请教？

是的。他们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我知道这些护法神。某种程度上，他们就象我的顾问。过去四五百年间，他们和达赖喇嘛共同度过；所以，作为人，从逻辑上讲，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决定有点不大舒服。但他们说，这一决定非常及时的。这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您对您的决定感觉良好？

哦，是的。3月19日，我更加详尽地向公众解释我的退休决定 —— 当晚，我睡得异常安稳。因此，这似乎是某种解脱。

现在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政教合一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是指责，我们斗争的目的是恢复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我们的决定对此是一个响亮的回答。现在，他们没法继续这样说。我经常说，中国共产党应该退休。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们，“向我学，优雅地退。”

为什么中国企图妖魔化您？轻蔑地称您为一个“魔鬼”或“披着僧袍的狼”。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陈词滥调呢？

大体上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幼稚。中国官员们使用这些词，我觉得他们是想向中国政府表示，达赖喇嘛是个坏蛋。我认为，他们也希望说服藏人。他们想抹黑到底，所以才使用这些词。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自取其辱。我的意思是，太幼稚！ 太愚蠢！ 没有人相信他们。

通常情况下，人类大脑的一部分会发展出一些常识。但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强硬派，他们的大脑缺少这一部分。去年，当我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我告诉他，“你应该给中国人做个小手术，将这部分放到他们大脑中。” [笑]

如果您一直领导西藏，今天西藏将会是什么样子？

西藏会有一些变化，会发生一些改革。但它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西藏内部会有反对的声音。一些官员的思维更现代化。但也有一些人比较守旧。然后还有中国“解放者”，当然，完全没有自由[笑]。

我真的觉得，过去52年是很可悲的。那么多难民。而最糟糕的事情是西藏境内被破坏。尽管有一些建设，经济取得了一些进步，整个情势仍然非常、非常糟糕。

但我不遗憾。在过去52年，因为在印度获得的自由，我真的觉得我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令我的生命有意义，做出了贡献。如果我留在拉萨，即使没有中国的占领，我可能会以某种正统的方式承担一些礼仪性角色。

当您还年轻时候，乃穷护法神预言说：“希望实现的宝石将闪耀在西方。”护法神说得对吗？

我觉得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1959年逃亡到印度。对藏人而言，印度就是西方。然而，我们从印度到欧洲和美国，这些都是我们的西方。我自认为我做出一个贡献：我把佛教科学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没有其他佛教徒这样做过。 我不认为其他喇嘛注重现代科学。 自从我儿时起，我就对现代科学一直抱着浓厚的兴趣。与心智学相比，现代科学还很年轻。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高度发达。 所以我们佛教徒可以从中借鉴。

您曾经说过，西藏的存亡将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改变。您对此是否乐观 ？

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他的主要兴趣是促进和谐，我对此全力支持。我多次表示，真正的和谐应该发自内心。为此，信任，尊重和友谊都是必要的。要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使用武力是错误的。在胡锦涛主席近10年的任期内，他的目标非常好。但方法 —— 越来越多地依靠武力 —— 只会适得其反。

最重要的事情是透明度。我一直说，13亿中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13亿中国人也有判断力，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好几个场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需要政治变革。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提到民主。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越来越多人说，他们希望政治变革，更多的自由。因此，它必然会发生变化。没人知道还需要多久。5年，10年，15年。到现在为止已经52年了。我几乎可能肯定，事情肯定会在未来50年内发生变化。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那么久。

如果您能对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言，建议如何处理西藏，您会跟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认为讨论这个没什么用[笑]。

1959年以来，您是否曾想过，中国人会离开西藏 ？

哦，有的。1959年3月10日 —— 就是西藏起义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很多拉萨人来到罗布林卡，堵住所有的门。他们高喊，“您不要去中国军营！”

在那个紧张时刻，藏人们担心来自中国的邀请是个花招，是想监禁或暗杀您？

是的。 那一天，太阳是非常明亮。 我向侍从长帕拉先生表示，“也许就是今天，这也许是历史的的转折点。”

“转折”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尽管存在一些困难，你看到一个长长的隧道 —— 一直到底就能看到光明。这种感觉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我知道，11月您要和一些西藏宗教领袖开会，讨论您的转世。你们讨论了些什么？

过去的几个场合，当我们几位宗教领袖一起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我的转世！[笑] 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具体的决定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毕竟，达赖喇嘛转世是指我的转世，我的重生。因此，从逻辑上讲，这是我来决定的事。其他人，甚至包括其他宗教领袖都无法决定。我的来生完全取决于我。

但是，中国政府说，他们决定所有活佛的转世，包括你的。

这个颇有争议。 共产党不仅仅不相信佛教，他们甚至认为藏传佛教是毒品。因此，他们刻意贬低藏传佛教。这些想减少或者消灭藏传佛教的人，现在要干涉来世？ 这很搞怪，真的。太搞笑了。他们只是想着拉萨的政治权力。这可够蠢的。我觉得他们最好完全置身事外。或者，中国要是“不应该有任何转世灵童。”，这才更符合他们的逻辑。

这么多人讨论您的死亡，您觉得烦吗？

不，完全没有。上个月在纽瓦克，一名法国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我取下眼镜，问他，“看着我的脸，根据您的判断，您还急着讨论转世问题吗？” 他说，“不急！” [笑]
您是否发现自己倾向于用更加传统的方式寻访下世达赖喇嘛 —— 您的转世 —— 就像您曾经被发现的那样？

目前，我觉得我可以再等10年，15年，或者20年。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那时的局面。如果西藏人民仍然希望保持达赖喇嘛世系，而且希望按照传统方式，那么他们将利用过去的经验：搜寻一位有灵异的灵童。

至于灵童出生的地点，我已经明确。如果我在流亡中往生，仍然为西藏自由而奋斗，那么逻辑上我将转世在西藏境外。转世的根本目的，是继续前世未尽的工作。因此，逻辑上讲，如果前世在西藏境外流亡中过世，转世也会在流亡中寻访。否则，它只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您能预见您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将面临的挑战吗？

我已经辞职，达赖喇嘛世系已经退出政界。因此，下一世达赖喇嘛要安全得多。现在，如果十五世达赖喇嘛不适合做政府首脑，没关系。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能干嘛就干嘛。不太聪明？OK！[笑]

根据藏传佛教的一些教派的传统，转世灵童在前世喇嘛去世前出生。您认为，十五世达赖喇嘛有没可能已经能够转世了？

有可能的。 至少当代有两位喇嘛在其过世前说：“我的灵童已经转生。”如果是真的，经过一番调查后，这是可能的。

如果您的灵童已经转世，您会传法给他吗？

如果我已经太老，我就不知道了！ [笑 ]

您一直密切关注中东的起义。您认为阿拉伯之春对西藏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这很难说。专制制度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确实给大量中国人的一些好处。这有所不同。

突尼斯和埃及危机很快对中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某种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变得非常紧张，他们看到危险来自内部。但中国的专制制度控制颇为严密。其国内安全的预算甚至超过国防预算。

很多人相信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 —— 因为他们更年轻，因为有了互联网，因为大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 他们对外部世界有更多了解。我认为事情肯定会改变。一定。这是我们的看法。许多中国人也有这种看法。

当您听说乌萨马・本・拉丹已被击毙时，您还记得您在哪吗？您当时有什么反应？

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当然，我觉得难过。然后，不是那么简单。非常复杂的情绪。

从儿时开始，我非常不喜欢死刑判决。在1945年或1946年，当时我10岁，他们在纽伦堡法庭判决德国领导人战争罪并绞死他们。我在《生活》杂志上看到图片。我感到很伤心。接下来是一些日本领导人。这些人已经被打败了。绞死他们不是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只是简单的报复。

然后，当萨达姆・侯赛因被绞死时，我看到的图片也非常悲惨。他不再是威胁，只是一位被打败的老人。我真的觉得，应该给他怜悯，而不是死刑。

本・拉登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被打败的人。自从9・11惨剧之后，我表示，如果我们错误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一个拉登，一段时间后，10个拉登，然后100拉登都是可能的。9月12日，因为我和布什总统的亲密友谊，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表达我的哀悼和悲伤。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我知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害。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 真的非常糟糕。 我知道。我能感觉到美国人的感受。 因此，普通人，以正义的名义，加上一些复仇的感觉，一定程度上，他们对本・拉登的死感到很高兴。而从另一种方式来看，这不过是杀死了一个被打败的人而已。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以和解的精神。对话、聆听和讨论。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世界上是否存在恶？

在我看来，恶的种子是恨。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恶的种子。要说谋杀的潜力的话，每个人都有可能。仇恨、愤怒、怀疑。 这些是潜在的负面行为。

每个人也有慈悲的潜力。宽恕、容忍。这些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潜力。

恶意味着负面的潜力显现。正面的潜力处于休眠状态。那些真的喜欢仇恨，总是故意实践愤怒和仇恨的人—— 那就是恶。

您有没有觉得曾经被人背叛呢？

1954年和1955年之间，我至少在北京呆了六个月。在此期间，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见到毛主席。开始，我非常紧张。然后 ——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后，我不记得多少次 —— 我逐渐发自内心地钦佩他。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毫无疑问。非常直接。而他的个人行为 —— 很慈祥，像一位老农民的父亲。就像这样。很简单。

他承诺了很多。有一次，毛主席指着两位驻扎在拉萨的将军，他说，“我派他们去帮助您。因此，如果他们不听话，告诉我。我会撤他们的职。”

然后，在我和他最后一次会议上，在最后一刻，他提到，“宗教是毒药。”

当时，他向我建议如何倾听，如何收集不同意见和建议，然后如何领导。 真的很不错的建议。他让我给他发个人电报，直接发给他。

所以我满怀信心回到西藏。在路上，我遇见一位从拉萨来的中国将军。我告诉他，“去年，当我走这条路去北京时，我充满了焦虑和怀疑，现在我返回拉萨，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是1955年夏天。

然后，在1956年，在中国管辖下的西藏东部发生一些问题。所以我来到印度。月复一月，事情变得更加严重，麻烦更多。所以，我从印度返回后，我最少写了两封信给毛主席，告诉他有关情况。没有回答。没有反应。然后，我觉得，“哦，他的承诺是空谈。”

在布达拉宫的壁画上，描绘着前世达赖喇嘛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和人物。您的生活与前世的达赖喇嘛们大不相同。您能否想象，谁，哪些事件会出现在描绘您一生的壁画上吗？

啊，我不知道。当然，我母亲还年轻的样子。 然后，我的经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还是让别人去操心吧。

重要的是，我的每天都不应虚度。每天早晨醒来，我引导我的思维。一天其他时间，我的身语意识都是奉献给他人的。这是一位修行者的必修课，如此我获得一些内在的力量。如果我要操心我自己的遗产，真正的佛教修行者不应该这么想。如果你太关心你的遗产，那么你的工作不会真诚。你老是要考虑自己名誉。自私。这不好。被宠坏了。

您是否相信，有那么一天，您被允许返回西藏？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它关系到大约600万藏人和他们的文化。所以，除非中国政府解决实际问题，讨论我是不是回西藏无关紧要。这是600万西藏人民的问题。我只是其中之一。当然，和每一位藏人一样，我也有服务的责任。

当那一刻到来时，您的灵塔会在布达拉宫吗？

最有可能的是，如果变化来临，返回西藏的时机成熟，我的身体将被保存在那。不过这不要紧。如果我坐的飞机失事，一切就完结了！本・拉登，我来了！[笑]

这我不知道。6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曾经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拉萨大昭寺，遇到了观世音；那儿有一尊非常著名的观世音塑像。在梦中，我进入那个佛殿，观世音塑像向我使了个眼色，要我走近点。我非常感动。我过去拥抱他。然后，他开始吟诵一句话，一首诗。其含义是：持之以恒。 不管碰到任何障碍，继续努力。不管有什么困难和障碍，你应该肩负你的所有工作。

当时，我感到高兴。但现在，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个梦，我认为这是观世音的建议：“你的生活并不容易，困难不少，持续时间很长。但没有理由感到气馁。”

本文于2011年8月4日在《滚石》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