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唱片店老板,他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的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操场上,蒋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独、落寞的矗立着。在海港那一边,是白色、高大的女神像,像是观音、又像是妈祖。
海港的另一侧更繁华些。我寻找那些老建筑,在一座“鬼屋”前徘徊,还和一个鱼店老板聊天,他说自己的爷爷就是死在门前的水沟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他说自己在大陆做了十年生意,钱越来越不好赚,又回来卖鱼,大陆人学得真快,他们这些“台干”竞争不过了,他还说,中国的强大真是不可阻挡,搞不好,连美国也比上。
面对这么一个中国,台湾人该怎么办?六十六年前,国民党军队正是在这里登陆。日本战败了,分割了五十年的台湾又回归了中国。台湾人兴高采烈涌到基隆港,他们却发现,来接收他们的中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他们太邋遢了,与其说像军队,不如说更像苦力,他们推挤着下船,甚至连枪都没配,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他们迟疑着不敢面对。紧接着,他们被基隆的现代化设施震惊,呆呆地看着百货大楼的上上下下的电梯。
这些士兵们不过是农村子弟,抓壮丁当了兵,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反而体验到更多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好处。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这真是震惊与失落的一刻。
如今,大陆人又来了。我到基隆时,台湾也刚刚对大陆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的新闻充斥在台湾的媒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去夜市、做体检、买房产,花两千四百万买钻石,十人分吃一碗牛肉面,似乎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足以令台湾人感兴趣。
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兴奋与焦虑。大陆不再贫穷,富有得令人生羡,意味着无穷的机会。从凤梨酥到民宿,从高铁到房地产,似乎都在期盼着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但同时,台湾人的目光里又流露着深深的不屑,大陆人富有却仍野蛮,带着暴发户的粗鄙,他们猎奇式观看大陆游客的一举一动,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减缓他们对一个更强大中国的焦虑。
唱片店老板问我从哪里来。“你猜呢”?我反问老板。
“从新加坡来吧”?他半肯定的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原以为,他可以轻易的猜出我来自北京。只是误会,还是它蕴涵着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变相的恭维吗?他在强调,我更有礼貌,举止更得体,不像吵闹的、集体行动的大陆游客吗?这真是荒诞的一刻,曾经是中华帝国边缘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倒结成了某种同盟。它们或许越来越依赖与焦虑于中国的崛起,却通过认定自己更 “文明”,来获得某种优越感与认同感。
而此刻的中国人,也的确给予他们这种优越感,中国富强了,但它内在的困境——文化、教育上彻底破产——都表现在出外的游客身上。
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从来并不分明,它也常常迅速转变。当台湾人猎奇式的打量大陆游客时,是否忘记了,三十年前,他们也曾吵吵闹闹的奔向巴黎、伦敦,而更往前二十年,普遍被认定高度教养的日本人,不也享有“日本游客”的可怜信誉吗?猎奇式的观察别人,经常会陷入偏狭的世界观,放弃了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而也丢失了理解自己的能力。
离开唱片行,我们钻进了夏朵咖啡馆,它突兀的出现在连片的衣服摊位中间。咖啡馆的墙壁上油画是打着领结的男人与晚礼服的女人,它要重现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
在基隆的咖啡店里,你闻得到那股味道,必定在某个时刻(或许是在二十年前),全城的时髦、试图标榜个性的年轻人都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要躲避日常的无聊,想要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巴黎、罗马是他们渴望的“文明中心”,他们这些台湾青年人,生活在“文明的边缘”。
也在这咖啡店里,我向同行的台湾青年读起北岛、食指的诗歌,它们都写于六、七十年代,中国最为黑暗、压抑、野蛮的时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被这些年长得多、经历也截然不同的大陆诗人深深的打动了。
北岛、食指对于自由、希望、独立、爱情的渴望,不也正是他们的渴望吗?在表面的相异之下,我们分享着如此一致的东西。这一刻,“你是哪里人”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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