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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50年间,在外交政策的形成方面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基辛格的身影无处不在,这当属明智。《大外交》(Diplomacy)一书出版至今,已近二十载。其中有一个观点:无论人类多么渴望国际合作,国家仍将是国际政治基石。在信奉这一观点的人心目中,基辛格这本研究外交的经典著作,堪称一部经久不衰的“圣经”。
如今,凭借《论中国》(On China)一书,基辛格将思想转向了另一个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独特的发言权。可以肯定,从上世纪起,出版商们就在巴望着这位大师能写一写这个当时已开始崛起、如今还在继续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考虑到基辛格的特殊身份——他帮助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论中国》一书的核心内容,讲述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中国之行,以及基辛格访问前所做的秘密准备。在书中,基辛格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剖析了会见过的几位领导人的性格,并详细描述了会面时的细节。基辛格总结了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民主价值观(或曰普世价值)与外交实务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些总体看法,并毫不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对美国与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
从很多方面来看,《论中国》是基辛格对其毕生追求的一些要务的辩解。尽管基辛格提到了美国对多元主义、民主和人权近乎宗教般的执着,但他同时辩称,这些合理关注不应妨碍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在40年的时间里,与中国恢复邦交一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在谋求与中国恢复友好邦交的初始阶段,另一个额外好处(同时也的确是动机之一)就是:孤立苏联(Soviet Union)。近年来,在美国忙于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之际,中国常常采取配合的姿态,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相对于美国一些讨厌的欧洲盟友,中国反而显得“更加合作”。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评判政治家,要看他们能否长期坚持其理念。”当然,基辛格非常乐于提到一点:他很早就意识到一个繁荣、开放的中国对世界有利。可以理解,他认为对人权问题的过度关注不应干扰严肃的外交,或许事实证明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最近中东的事态发展却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关于民主,最终并不存在什么“阿拉伯例外”,或许也不存在什么“中国例外”,近来中国安全机构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对于基辛格的主要微词,并不在于他过于致力于美中伙伴关系,也不是他对中国的成就褒扬太过。但我在想,基辛格的外交基调是否对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益,以及他写到中国时的笔调是否流露出一种完全多余的倾向?——不说是仿佛在向中国叩拜,至少也是在毕恭毕敬地鞠躬。
事实证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那是一次奇异的冒险,而基辛格并不打算抢走理应属于尼克松的功劳。基辛格在书中说道,他告诉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自己从一开始就把这次访问视作一次“奇幻之旅”(a flight of fantasy),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论曾私下怀有怎样的疑虑,基辛格最终让这次访问真正成为了一次“奇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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