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近被中央综治委评为内地最安全、稳定城市。该市政法委书记在有关新闻通气会上表示，重庆正积极推进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建设工程，全市共投入近200亿元，预计2012年底，建成50万个视频镜头，整体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水平。
重庆的内地最安全、稳定城市自然不是靠砸200亿元、装50万个视频镜头得来的。因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是有一套指标体系构成的，重庆几乎在每个指标考评中都得分靠前。但即便如此，投入200亿元装50万个视频镜头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热议。
笔者不知道50万个视频镜头是不是全国城市最多的，即使不是，恐也属于全国最多之列。那么，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安装这么多摄像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政府只是凭印象说作用重要。但重庆荣获内地最安全、稳定城市的称号本身，就足以否认这个说法，因为这显然不是安装了几十万个摄像头之故。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网民所言，既然重庆号称内地最安全城市，有必要恐惧自己的百姓吗？毕竟犯罪分子以及想犯罪者是少数，大多数人百姓还是良民。由此而言，安装这么多摄像头似乎没有必要。
二是它需要投入多大成本？这个成本首先是资金上的，50万个视频镜头安装花了200亿元，以后维护和更换还要多少资金投入？重庆虽说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比起其他直辖市和沿海城市，其人均收入还是很落后的。若把几百亿元直接花在能改善百姓生活的地方，岂不更好？
成本最重要的还不是资金投入，而是社会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个人权利的潜在损害。50万摄像头的安装和使用如果没有受到严格监控，一旦被公权部门滥用，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何止是金钱能计算的？
正鉴于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这种做法的社会成本太大，而其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有限，西方有些国家的政府在“9•11”后提出加强摄像监控，立即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恐怖主义尚且不足以成为大范围实施摄像监控的理由，何况普通治安？然而，在我们这儿，不只是重庆，近年来很多城市和部门像吸毒似的，都对安装电子摄像头进行监控上了瘾，还名之曰“创新社会管理”。例如，北京早在2007年，全市道路、街头、医院、学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安装的摄像头就达26.5万个，上海计划到2010年安装摄像头20万个，长沙已安装摄像头3万个，武汉的出租车里几乎全部安装了监控……不仅如此，很多非政府、非公共的事业部门和单位，如企业、旅馆、饭店、小区等，甚至一些个人和家庭，也相仿政府部门大量安装摄像头。似乎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出于“公共安全” 需要而建构的“监控时代”。
这使笔者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1948年创作的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一九八四》，小说中的国家设置了一道时刻监视人们行动的电幕，生活在该国的人民，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难以忍受、无处可逃。虽然现在公民个人权利被摄像头侵害的事情还没有大量出现，但一些摄像监控因使用不当而导致个人隐私被曝光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如济南一市场利用监控录像抓拍随地小便者，并在市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深圳某交警大队临时聘用人员利用“电子眼”偷窥多名居民隐私；澡堂老板在浴室里安装针孔摄像头偷窥女性；公交车上女乘客走光遭直播，嫖客被偷拍后成为色情视视频男主角，等等。这样的事情小则使当事人觉得尴尬，大则名誉受到损害。鉴此，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认为电子眼在窥探他们的生活。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在公共场所安装电子眼之类的监控设备，就当前而言还是有必要的，但前提是监控录像不被非法传播，也不能随意安装，必须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权利行使的合法性与可控性。而目前，对什么地方可以装监控设备，以及如何安装、如何使用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由于监控设备并不全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掌控之中，从而难以避免电子监控设备不被滥用。
在我看来，有必要立法建立起统一的公共安全图像监控系统管理制度，政府在作出安装电子监控设备的决定时必须注意行政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称性，在防止诸如女厕所安装摄像头之类荒唐事情出现的同时，出于约束政府权力的考虑，更应该在国家的公权力部门安装电子监控设备。
电子监控设备的过多过滥，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更为深层和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政府日益陷入依赖监控设备去管理社会而不是靠法治去治理？毕竟，谁都不喜欢随时被监视的感觉，更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如《一九八四》中那样恐怖的社会。
邓聿文现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