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 | [转载]治政要有新思想

中国文字很有趣，比如说毛邓，偕音就是矛盾，他们真的又很“矛盾”。中国现在的改革就恰如当年毛邓“两条路线”的矛盾。由于没有规建文明政治体制，每个领袖上台时都自成一套，然后定些个规举，以至于三代核心后，那些泛陈的规举，都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箍咒”。只要左派念念“思想”，高举“原则”；利益集团打两张国情+特色的“双扣”，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难玩下去了。

撒切尔夫人时代，也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在大力进行私有化，一个是英国，一个是中国；得益于体制的功德，私有化后的英国在经济滞长多年后呈现出了近十年的繁荣，国民尽皆得益；而“大公无私”的中国，计划经济走进死胡同后，一俟私有化就风声水起、乱相丛生，私有化成了经济改革洗不掉的“原罪”。

虽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跌过一跤，但几经思想交锋后，撒切尔夫人似乎看懂了中国，她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我特别喜欢看西方领导人的回忆录，特别是其中有关中国的章节，他们描述中国政治时，大都会运用外交辞令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个国家丑陋的尊重，撒切尔夫人算是最言重的一位了。 

中国政治世袭的是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至今未变。号称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尚且不能为世界提供新思想，何况中国呢。我记得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建国不久就认识到了：“这种体制，用恐惧压制社会，用舆论统治震慑社会、规范控制人们的行为思想，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联想1986年全球畅销政治读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你对苏联的崩溃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制度不死，天理难容！

1992年春，也即是柏林墙倒塌后几个月，了然于心的邓小平迫不急待地南巡，在南方视察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但在政治改革问题上，邓仍想靠“党”性来约束官员，甚至也相信这种革命传统也是建设致胜的法宝，这样的结果，有关系、靠关系拿到好处的，成了“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拿尽好处的，就成了今天的利益集团。现在，通体烂完的毛左们，之所以仍能博得社会稀疏的掌声，究其根本，是因为经济改革有深刻的“原罪”！

英国教育家培根说：“世间的一切苦难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枉法了。”中国这三十年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是蹩足的改革，头轻脚重的发展，它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可怕的基尼系数，还有官场腐改、道德贬值、环境恶化、安全脆危、媒体固化、人权折腾……这些矛盾的酝酿，像一个被压制在地壳下的巨大熔岩，不断在寻找喷薄欲出的破口。而维稳，是一件多么幻像的傻事呢，压制下的行政疏导，或者压制下的刑诉惩罚，虽有短期果效，但也阻死了当政者自我己纠错的时机，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终必让全社会付出剧烈惨痛的代价。

这是为什么这些年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先后有几场民主政治运动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突发的；高层政改的决心也可谓不轻，从邓理论时代到胡科学的新政，民主也被认为是个“好东西”，但为什么党外党内，政治改革寸步难行，玩不下去？甚至到今天还有可能倒退呢？

这其实是当政者对宪政·体制的恐惧和疑虑，是对公民社会的后怕。当高层官员至今还在发宏文称“公民社会是个陷井”时，你就不难理解底层官员会说出“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惊悚谬论了。此类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胜枚举，以此推理，我们也很明了，一统江湖的红歌，其实也是政党“外表强权，内尽孱弱”下五味杂陈的心理表现，也即是我们要深刻体察，细心理解的可怜。

没有世界共同的价值观，而自己又“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你的崛起，对内就得不到公众一致的掌声，对外也不可能获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同，这就是中国高速发展下的尴尬。自世界开埠以来，恐怕没有一个大国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孤独和无助。

我们不沉默，其实是想与这个政党在中国关键转型期同心，我不大相信，在以史为鉴和当今文明两面大明镜面前，我们这个千锤百炼的政党没有看到世界潮流？这可能吗？看到了而不为，是为责；为而不力，是为过；过而不究，是为错；错而不改，是为罪。倘若执政者无一党私利，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执政有责，体制思过，政治究错，民主除罪。倘能如此，这个执政党凤凰涅槃应有时日，一如它老而瀛弱的革命对手–国民党那样返老还童。

这是一种意境很深的期待，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国运，希望不会被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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