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加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的降低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宣布,从12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达到18.5%(世界范围的罕见高位水平)。这是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前五次分别是1月28日升至16%,2月25日升至16.5%,5月10日调整为17%,11月16日增至17.5%,11月29日升至18%。而第四、五、六3次调整时间不到1个月,是过去较为罕见的现象。显然,这是在通货膨胀压力日趋严重情况下的一种被迫反应。
不久前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对当前通胀压力的解释,值得关注。这位负责人认为,以往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局部短缺造成的,而今年物价上涨的原因和品种与以往有所区别,食品价格上涨并非短缺所致,而是在于流动性过剩。官方给出的四大原因第一是货币发行过量,尤其是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国际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明显上涨。第二是临时性因素,如灾害天气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第三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快速向城市流动,迫使农产品的成本有所提高。第四是热钱炒作特定商品,上半年绿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现了价格上涨。 近期,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把国内经济出现负面后果的责任,部分归咎于美国经济政策的负面扩散效应,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第二阶段量化宽松(QE2)被中国政府视为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为了应对美国经济政策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恶果,中国货币当局被迫反复实施冲销政策,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可能继续提高,但加息空间则相当有限。
美国实施第二阶段量化宽松政策是希望进一步刺激仍旧疲弱的美国经济,这样势必形成美元的贬值,客观上迫使人民币升值。倘若中国坚持人民币不主动升值,或在压力下做出微幅上调的应对,就会面临货币供给严重过剩的棘手难题,从而面临通膨的更大压力。
11月20日国务院出台16项措施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强调加大农产品供应,打击囤积、哄抬价格等行为,鲜菜运输车免交高速公路过路费、检查费等,重申“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要求在年末和明年年初(元旦、春节期间),都将严控出台政府提价项目,包括水、电、油、气四大类以及公共服务收费。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每年达到9%以上,但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数”却并不高,城乡居民确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和实际福利水平也远低于官方统计数字。就业机会、教育性价比、医疗服务、养老保障、食品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11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澳门表示“调控房价确实很难”,随后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表示“国家房地产调控十八般武艺都试了”,“调控难度之大前所未有”。自9月29日掀起第二轮楼市“猛药”调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限购令、限贷令、限价令、限外令等政策相继出台,剂量愈来愈大,“药效”却愈来愈小。但政府调控决心未变,平均房价水平不出现明显下降,政府誓不罢手。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价格问题,土地所有权误区、垄断供给与分时投放、权力配置与寻租现象、行业准入“玻璃天花板”等实质性问题,扭曲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供求性质,如果不能从根本层面上解决利益冲突的矛盾和“逆市场化”运行机制,房地产问题将会演化为中国经济无法克服的长期隐患。
笔者以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仍然保持在8.5%以上的高位,但通胀水平将接近5%,就业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当前应当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和公共工程的规模,着重经济增长质量与当前实效。
此外还要积极改变出口结构和导向,调整出口市场重心,通过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和发展家庭服务业增大就业空间。应停止出台对房地产价格的直接干预政策,下决心根治土地供给与出让环节中的腐败、垄断和“逆市场化”弊端。
近年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加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的降低,因此,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更多采用市场机制而非权力配置,应当成为“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核心导向,否则可能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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